参考消息网4月7日报道(文/亚君)还有几个小时，中国中部地区最大的城市武汉，将重新调整呼吸，融入到和其他城市一样的脉动中。
抵达这一刻，武汉用时两个多月，总计76天，其间牵动着无数国人和诸多外国媒体的目光。
“武汉‘解封’意味着中国在与病毒的斗争中找到了‘突破口’。”日本《朝日新闻》评价道。一些西班牙媒体则形容，这一历程好似“看到了隧道尽头的光亮”。
“武汉保卫战”，终于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而在外媒笔下，这座英雄城市得以重生所倚仗的，是国家，是人民解放军，是数万名“白衣天使”，还有无数市民个体表现出的坚韧与无畏。
4月7日，湖南支援湖北医疗队的队员在武汉火车站广场泪别相送的武汉市民。(新华社)
“台风眼”：平静表面下的争分夺秒
这两天的武汉市区，人们开始重新走上街头。尽管这只是部分市民的“尝试”，但与两个多月前相比，已是一幅截然不同的景象。
西班牙《国家报》记者1月21日首次探访了这座人口比纽约还要多的城市。彼时，报道形容了疫情蔓延的最糟糕时刻：天气阴冷潮湿、大街上的人戴着口罩……两天后，武汉宣布“封城”。自此，“昔日生机勃勃的武汉彻底变了样”。
一位大学教授告诉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封城后，“整座城市好像处于睡眠状态”。本该熙攘的街头只剩下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形单影只的路人步履匆忙，各种人间烟火似乎一夜间消散。
武汉人的农历新年，因此显得更加冷清。然而《联合早报》采访的市民却告诉它，身处“台风眼”，似乎感觉更平静。
一位律师说，令人安心的是柴米油盐供应充足。他和家人常去采购的超市贴出“绝不涨价”的告示，各种货品的供应基本没有短缺。
智利留学生弗朗西斯科·伊瓦拉也有相同的感受。他和室友向智利《第三版时报》讲述道，在“封城”的第一周，所有学生都养成了戴口罩、勤洗手的习惯。
“影响最大的就是生活变得无聊，因为我们不能外出游玩或聚餐。但情况并不像在媒体上所看到的那样严重，而且物资没有短缺。”他说。
普通人的生活按部就班地向前。但在城市另一边，争分夺秒的“战疫”行动已经打响。
一支由450人组成的解放军医疗队除夕之夜(1月24日晚)抵达武汉。法新社注意到，其中有些人有过抗击非典或埃博拉病毒的经历。
与此同时，“中国为抗击新冠病毒疫情而在仅仅10天内建成了一家专门医院。”美联社报道称，这标志着中国第二次几乎一夜之间建成专门医院，以应对新疫情。
西班牙《国家报》记者专门骑着共享单车前去探访这座“特快”医院(火神山医院)。《国家报》后来的报道中写道，“如此繁重的工作量不是常人所能承受的”，但一位工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知道自己肩负着艰巨任务，现在情况十分危急。”
2月3日，当火神山医院正式交付解放军医务工作者时，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马凌接受央视采访时说：“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誓死不退!一定护佑大家的平安和健康。”
截至今年3月初，解放军先后派出3批次4000多名医护人员驰援武汉。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3月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句话，后来被很多外国媒体援引。
2月17日凌晨，空军出动包括国产运-20在内的3型8架运输机第四次向武汉空运676名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和一批医疗物资。(新华社李贺摄)
“你不会飞，但你是我的超级英雄”
包括解放军医护人员在内，中国医务工作者的奉献精神和拼搏精神也打动了不少外国记者。
拉美社用“不眠不休抗击新冠病毒”来描述这项工作的艰巨与紧迫。报道称，医护人员们疲惫不堪，口罩和护目镜在他们的脸上留下印记，因为他们每天都要穿戴着这些装备在重症监护室等岗位上工作很多个小时。
西班牙媒体描述了1月26日在同济医院外看到的一个细节：透过医院玻璃门，可以看到几位护士在快速奔跑着照顾病人，病人大多数是打着点滴的老年人，那里是一个大厅，甚至不是候诊室，且没有一张椅子是空的。
2月17日，在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医疗队医护人员带领新冠肺炎患者练习八段锦。(新华社)
自1月底开始，中国各地医护人员响应号召，收拾好行李前往武汉。南京鼓楼医院神经内科护士李红艳也是其中一员。她于2月17日抵达武汉市第一医院，因为担心物资短缺，她和同事们在手提箱里装满手套、口罩、消毒剂、维生素，甚至包括成人纸尿裤。
“从给病人喂饭到帮他们在床上翻身，所有事情都要由护士来做。”香港《南华早报》写道，李红艳告诉记者，她闭着眼睛都能记得所有患者的名字和症状。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完全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安危。”另一名医护人员姚(音)告诉英国广播公司，“我们还必须谨慎对待病人，因为许多人非常恐惧地来到我们这里，其中一些人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
回忆起疫情暴发后她自愿留在抗疫一线的原因，姚答道：“我内心有一个强烈的声音说‘你必须这样做’。”
事实上姚的答案，也是无数中国医务工作者的选择。到2月中旬，包括解放军医疗队在内，中国已派出3万余名医务人员支援武汉，其中有1.1万名重症专业医务人员。
拉美社注意到，尽管有1000多名医务人员感染了新冠病毒，但他们中不少人在康复之后选择继续工作。
医务人员的辛勤付出，在全民抗疫看到胜利曙光之际，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回报”。
3月9日晚的武昌方舱医院，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经济新闻网捕捉到一张特殊的照片。照片中，一位医生身穿防护服，戴着口罩和护目镜，如释重负般躺在方舱医院的空病床上。
照片的主人公叫江文洋，当晚，他结束了在武昌方舱医院最后一个夜班。第二天，随着最后一批患者走出该医院，武汉市的16家方舱医院全部休舱。
布宜诺斯艾利斯经济新闻网发现，一位中国互联网用户在江文洋照片下面的评论区写道：“你不会飞，但你是我的超级英雄。”
他们挺身而出，几乎是“一种本能”
“英雄”这个字眼，不仅用来形容解放军和医护人员，也被外媒赋予了更多的普通人。
美国《纽约时报》把目光投向“中国随处可见的外卖骑手和快递员”。
“这项工作艰巨而危险。”报道写道，为了降低感染风险，骑手张赛被要求“不得将食物送到顾客的家门口”。然而，当得知顾客年纪大，无法下楼后，张赛“心软了”。
《纽约时报》表示，在被封锁的武汉，快递小哥让新鲜的肉类、蔬菜和其他物资流向有需要的人。他们运送着食物，也运送着希望。
另一名骑手李峰杰(音)的故事，则引起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关注。报道称，武汉的公共交通停摆后，李峰杰步行了30英里(约合48.3公里)回去上班。
“我有一种责任感，因为我管理着一个骑手团队，那时有一部分人仍然在武汉干活，所以我必须过去支援。”他对《时代》周刊说，“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赶往武汉支援，我们这些骑手也应该在前线跟他们并肩作战。”
1月31日，在武汉市汉阳区，外卖小哥在空旷的马路上合影留念。(新华社)
对于很多普通人而言，选择挺身而出、并肩作战，是“一种本能”。
“疫情暴发后，我所在大学的学生会立即成立了一个志愿者小组，接送医生和护士并向邻近社区运送食物。我说服了父母让我加入，我告诉他们，有一天他们也会需要像我这样的志愿者为他们提供帮助。”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学生王新义(音)对埃菲社记者说。
埃菲社盛赞志愿者大军帮助武汉屹立不倒。对此美国《时代》周刊也表示认同。《时代》周刊解释道，志愿者们汇成了一支非正式的市民力量，来照顾负担过重的政府无法满足的紧急需求。
“他们的行为是个人行为，比如一名年轻女子给环卫工人发口罩，一位母亲租用一架直升机来运送物资。各种网络被调动起来，比如通过社交媒体建立的为夜以继日工作的医护人员采购和递送卫生用品的网络……”一位要求不具名的32岁女性对美媒说：“我没想太多。我只是认为这是我需要做的事情。”
除此之外，埃菲社还注意到一些“最显眼的志愿者”：戴着红袖章并负责在小区和建筑物出入口进行防控和安保的人员。
“我是一名党员。”一位在住宅区入口处工作的志愿者自豪地说。
“我相信这里，我们将留在这里”
因“封城”而留守武汉的，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华工作生活的外国人。
法国全科医生菲利普·克莱因在疫情发生后没有离开武汉。他主动提出将诊所房间提供给政府使用，而他自己则争分夺秒，为病人提供上门服务。
智利《第三版时报》网站报道称，这位医生开着自己的车行驶在武汉的街道上，他不担心自己会被传染。克莱因说：“我们是科学家，如果自己都感到害怕，我们将无法帮助患者。”
另一名科学家蒂莫·巴尔茨教授不是医生。他在武汉大学任教，专业领域是雷达遥感。在“封城”的第一周，德国《西塞罗》月刊网站编辑电话采访了蒂莫·巴尔茨。
“在紧急情况下，您会感到安全吗?”蒂莫·巴尔茨回答道：中国有抗击“非典”的经验，武汉设有大型研究中心。这里有专业知识。我相信这里的系统，即使患者数量之多令人生畏。但中国有能力。
他还向《西塞罗》月刊网站介绍道，当地政府努力做到尽可能开放。“手机也能接收到信息。还有针对外国人的电话号码，可以用英语询问情况。也有24小时热线电话……”
一些留在武汉的外国留学生成为志愿者，参与疫情防控工作。(新华社)
在某种程度上，克莱因与巴尔茨或许是最早一批向外界讲述武汉真实状态的外国人。克莱因对中国人民在逆境中爆发的力量感到钦佩。他对智利《第三版时报》网站说，“中国人在抗击这场疫情的过程中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纪律和团结。试想一下，一个欧洲国家是否有勇气采取如此严格的隔离措施。毫无疑问，我们无法做到以同样的方式来处理疫情。如何应对未来的危机，我们应该反思”。
德国专家比约恩·纳山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3月中旬，他接受德国《世界报》网站采访时直言：“与其嘲笑中国的抗疫措施，不如更认真地去倾听。”因为，这些措施显示出效果。仅过了6个星期，中国的感染人数就迅速减少，公共生活已开始逐渐恢复正常。
武汉，小心翼翼地调整呼吸声
对武汉而言，3月18日是一个里程碑。当天，武汉市第一次没有出现新增确诊病例。用西班牙《世界报》网站的话说，“这座城市重新看到了曙光”。
而中国最高领导人3月10日视察武汉之行，则被认为“首先传递了一切正在逐渐回到正轨的信号”。
“此后，政府开始放宽对湖北的防控措施，允许部分工厂及其他认定为重要级别的企业复工复产。”美联社写道，到3月底，公交和地铁也恢复了运营，火车站重新开放，数以千计的旅客来到武汉。
西班牙《世界报》网站4月2日描述了这样一个的场景：站在江汉路地铁站的自动扶梯上，两个多月来第一次坐地铁的21岁武汉大学女学生李武玲(音)激动得身体发颤。尽管戴着口罩，但仍然能感觉到她脸上的笑意。李武玲说，她坐地铁只是想重温那种在摇摆的车厢里被陌生人包围的感觉。
李武玲的同学则说，“我必须上街亲眼看看，街上是否有行人，商店有没有开门。看到我的城市一点一点地苏醒，感觉真是太好了。”
这不是两位大学生才有的想法。一位英文名叫凯特的女老师在楚河汉街步行街购物。她对美联社记者大声说：“我太激动了，我想哭。”
她还说：“在家里困了两个月后，我想跳跃。”于是，她激动地跳跃着。
3月30日，人们在楚河汉街逛街。(新华社)
在最新一波前往武汉的旅客中，有一位是西班牙《阿贝赛报》网站记者巴勃罗·M·迭斯。他在武汉入住了允许接待外国人的威斯汀酒店。进门前，他的行李箱和衣物被工作人员喷洒上了消毒剂，他的脚则踩过一个湿垫以防止病毒粘在鞋底。
工作人员艾格尼丝·吴(音)告诉他，和很多滞留武汉的外地人一样，她要等到4月8日以后才能离开这里返回自己的家乡与家人团聚。谈及于此，艾格尼丝·吴的口罩掩盖不住笑容。
巴勃罗·M·迭斯写道，深夜到达武汉后，还有身穿白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对他说：“现在我们为西班牙加油!”
随着“解封”日的到来，武汉的社会气氛似乎轻松了很多。不过，这里仍然谨慎地迎接着最后倒计时。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4月6日援引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的话说，管控措施的解除，绝不意味着疫情防控工作的放松。要坚持“动与静”“防与放”相结合。
而在武汉市内，民众仍然小心翼翼。西班牙记者马卡雷娜·比达尔·莉伊在街头看到，开放的银行里，员工还穿着防护服;养老金领取者之间的距离超过一米;一位阿姨买完菜很快就离开，因为规定她只能离家两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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