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上的“豪赌”成功了吗?据英国《每日邮报》23日报道，面对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北欧发达国家瑞典采取了消极应对政策，试图通过所谓“群体免疫”来实现抗疫的最终胜利，被美国《福布斯》杂志等媒体称为在应对新冠病毒上“豪赌一把”。瑞典驻美国大使奥洛普斯多特4月曾宣称，斯德哥尔摩已有30%的人达到“免疫”，5月就可以实现“群体免疫”。然而瑞典公共卫生部门近日发布的研究显示，截至4月底该国首都出现抗体的居民比例却仅为7.3%，而与此同时，瑞典因新冠肺炎离世的患者已经超过几个邻国的总和，每百万人口当中新冠病毒导致的死亡人数成为欧洲最高。尽管瑞典卫生部门仍在为其政策的合理性做解释，但眼下这份“抗疫成绩单”是无可争辩地刺眼，多家媒体以大写的“FAIL”(失败)来评价瑞典的抗疫模式和成果。
带抗体比例仅为7.3%
据瑞典“本地”新闻网报道，瑞典公共卫生局在为期8周的时间内从斯德哥尔摩、耶姆特兰和西博腾等地总共收集了约1200份血液样本、并开展抗体测试，得出的结论颇为令人沮丧。在疫情影响最为严重的首都斯德哥尔摩，只有7.3%的人拥有抗体。在瑞典其他地区，已有抗体人群比率更低：该国南部的斯堪尼省的抗体比率仅为4.2%，西约塔兰省仅为3.7%。这组数据远低于政府预计的20%，距离真正意义上的“群体免疫”更是天差地远——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说法，也是国际公共卫生领域普遍认同的观点，一个国家或地区需要70%至90%的民众携带抗体，才能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
“群体免疫”尝试遭更多质疑
迄今为止，瑞典是全球极少数未施行过强制性隔离政策的国家之一。疫情蔓延期间，该国的餐馆、酒吧、体育馆和理发店等人员密集场所照常营业，中、小学仍然上课，只有博物馆等少数公共场所关闭。对于如此宽松的疫情管理，瑞典作家、记者奥斯布林克表示，政府部门对于该国民众的“自觉性”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总觉得民众无需受到“教育”;而实际情况是不遵循防疫规范的民众大有人在。瑞典公共卫生局的调研成果一经披露，再次引发瑞典医学界人士对政府“佛系抗疫”的批评。北欧顶级学府乌普萨拉大学传染病学教授奥尔森对路透社明确表示，该国距离群体免疫“还差得远”，说不定根本无法实现。在他看来，瑞典的抗疫方式“既危险又不切实际”，政府方面“做得太少、做得太晚”。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医学专家坎佩更为犀利地指出，该国“群体免疫”的尝试是“通过杀人来实现的”。北欧四国无论在人口特征还是在国家福利体系等层面都极具相似性;而比起几个邻居，瑞典交上的“答卷”连及格都算不上。截至24日当天，瑞典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达到33188例、死亡3992人，死亡数字超过了芬兰(死亡306人)、挪威(死亡235人)和丹麦(死亡561人)的总和。而在5月12日至19日这一周内，瑞典平均每百万人的死亡率达到了6.25，居于全欧洲之首。24日，英国《每日快报》等媒体用大写的“FAIL”做标题，凸显瑞典抗疫工作的失败。
我行我素的皮皮性格
瑞典从抗击新冠疫情伊始就走出了与众不同的道路，《环球时报》记者看到有瑞典媒体将瑞典的抗疫战略与该国儿童文学作品《长袜子皮皮》的主人公皮皮的性格做类比，认为作为皮皮的故乡，瑞典在抗击新冠疫情中也展现了“皮皮性格”：倔强胆大、我行我素，觉得自己力大无比、无所畏惧。在《环球时报》记者看来，这或许是种无奈的自嘲。瑞典的死亡率悲剧性地升为欧洲第一，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移民聚居区有大量易感染人群，生活条件较差、在家中无法进行隔离;二是这些人可能从事护工等服务性行业，又将病毒带到养老院，造成老人集中感染。瑞典老龄化程度很高，再加上养老院人手短缺、设备不足，七八十岁有基础病的老人若不幸感染新冠病毒，基本上就很难活下来了。之前瑞典政府虽然承认养老机构的抗疫工作确实存在“严重过失”，并迅速为该类行业加大了资金投入，但是对于“群体免疫”的总体方针路线却丝毫没有动摇。瑞典目前的防疫举措仍然是“建议”的程度：建议保持社交距离、保持勤洗手的习惯;不建议出国、不建议到两小时车程以外的地方玩耍、不建议到饭店聚餐等。不少媒体称，时至今日“群体免疫”面对新冠疫情是否有效，仍然是一个有待证实的医学概念;康复者的免疫力有多强、抗体能持续多久也均无定论。瑞典的抗疫战略总设计师特格内尔也称，不会产生能完全阻止感染的自然免疫力，必须与疫苗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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