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昔日的少年不再年轻了。15年前瘦得皮包骨，后来长出肌肉，现在又胖了，小肚腩逐渐肥软。2005年，山东临沭二中校园奸杀案后，王广超的人生滑向了另一个方向。同桌张志超被认定“强奸”，判无期徒刑，他被当作“共犯”关押13个月后释放，直到今年才改判无罪。原本立志考学的少年，如今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在异乡以开货车为生。漫长岁月里，他从未向身边人吐露过往事，像在一个黑匣中，独自背负屈辱和愤恨，低着头沉默过活。
王广车开车时总塞着耳机。周航 摄1
副驾驶有一副耳机，最简单的手机随赠款，王广超一上车就戴上。哪怕同事跟车，一路也说不上几句话。白天他大多在路上度过，听书消磨时光。不听武侠玄幻，不听谈情说爱，而是听路遥、莫言、贾平凹。书里那些农村的故事，他听着像过年时老人在饭桌上讲的家乡旧闻，情节曲折离奇，但真实可靠。
窗外是繁忙的商路。每周六天，从宁波送货到上海，都要途经杭州湾跨海大桥——一座造价高到“用人民币堆起来的”海上桥梁。运海鲜的最多，其次是送新车的，再往后，就能排到王广超这样运零部件的货车。
日子再平凡不过。早晨8点上岗，各种型号的铁丝网罩，有的装箱，垒在木架上，有的包膜，摆上金属货架。9月21日这天，王广超装完货已过了10点。从厂区出发，经过初秋绿色的田野，很快就上了高速。
速度95码。六七年下来，右脚已经有了肌肉记忆，往油门一放，就是这个数字。去年他一共跑了287趟上海，路线不复杂，只有三个口子要拐。拐弯也成了肌肉记忆，偶尔分神错过也不碍事，下个路口再绕回来。不需要导航，浙江省的高速网线都装在他的头脑里。
车子一直行驶在中间车道，他觉得安全可靠，因为两边都有空间。他从不抢道，轻易不超车，很少按喇叭，连刹车都是缓慢的。变化的只有坐姿，平常像受检阅一样挺着背，坐久了趴在方向盘上，靠手肘调整方向。
只出过一次事故。六七年前的一个下午，回宁波路上，困乏间撞上拦路的水马，一连碰倒18个，人和车没事，赔了交警队快两万块钱。回到家他一直后怕，和妻子念叨，要是撞上了别的，可能已经没命了。
开得越久，就越胆小，路上经常看到车祸，车头夸张地扭曲。去年一个台风天，大桥应急车道上倒着两个集装箱，经过时他心里特别慌张，但只要客户需要，就得出车，车子晃得厉害，他就跟在其他车后面慢慢开，30多码，依旧戴着耳机。
耳机里是另一个世界。他尤其喜欢《红楼梦》，惊叹于人物判词的精妙，有的特意听过两遍，可惜还是没记住。只有一句话印象特别深，贾府遇难，评书先生说，“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王广超心里咯噔，这不就是他自己的人生么。
昔日的少年不再年轻了。15年前他瘦得皮包骨，后来长出肌肉，现在又胖了，小肚腩逐渐肥软。每日开车，皮肤晒得黝黑，特别是左手，比右手还黑一层。去年搬货，他被铁丝划了一长道口子，20公分的伤疤至今清晰地留在小臂上。身上再没有其他伤痕，15年前在看守所被扇肿的脸颊，螺丝刀刺痛的脚踝，电棍刺激的皮肤，早在岁月里愈合了伤口。
那年他高一，在山东就读临沭二中。2005年2月，同桌张志超被认定奸杀同级女生，被判无期徒刑，他被另一名学生指认为同谋，因“包庇”张志超被判三年，缓刑三年，在看守所关了13个月后释放。
人生就此滑向另一个方向。从看守所出来后，他就辍学了，生第一个孩子时才20岁。家里人安排的婚事，根本谈不上主见，因不满法定婚育年龄还交了罚款。
妻子叶婷只念过一年中专，就去上海打工，亲戚提到小伙子被冤枉进过看守所，女孩相信亲戚不会坑自己，只觉得王广超好可怜。叶婷个子不高，一张圆脸，样貌不算出众，但王广超见了就认可了，“至少配我可以”。
如今，32岁的王广超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11点45分，从宁波出发一个半小时后，他拐进服务区吃了个饭。一碗三鲜面，25块，浇头吃完了，面没吃几口。他说，看守所把他肠子饿细了，每天早上一碗清粥，正餐一个窝窝头，唯一的肉是偶尔漂浮在汤里的油渣。
除了吃饭、抽烟，他几乎不消费。脚上那双黑布鞋，15块钱网上买的。厂里门卫对他最深的印象就是小气，从不出去花钱，“三个孩子要养”。
两年前，为了孩子上学，他在老家山东临沭县贷款买了套商品房，115平米，42万，每个月还两千多。父亲在老家帮他带孩子，妻子在宁波做质检，每月加班二十几天，到手也就工资三千多。为三个孩子挣钱就是他现在生活全部的重心。
王广超和妻子在工厂宿舍。周航 摄大儿子六年级，上学期考了全班第一。玩具，零食，什么都不要，只提过一个要求，问能不能买个手机。还问他知道“吃鸡”吗，同学都在玩，他没听说过。又问王者荣耀，这个他知道，“几个小人在里面打架”，但没玩过。他跟儿子说，要考上大学才给他买手机。
有时王广超会惦想，自己如果读了大学会怎样?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不会那么早结婚。今年，小儿子也满3周岁了，妻子觉得压力有些大，但王广超觉着还好，他相信未来的事总会有着落。他说的最多的就是“再说吧”，欠妻子一个结婚戒指，“再说吧”，孩子长大后的事，“再说吧”。
“车到山前必有路。”他开着车，眼睛盯着前方说。
到上海全程186公里，南方低矮的灌木丛不断从窗外掠过，跨海大桥仅有护栏的颜色在变化——为防止司机疲劳，由南到北漆成赤、橙、黄、绿、青、蓝、紫。王广超第一次见到大海就是在这里，隔着玻璃窗向外望，海水没有想象中的碧波荡漾，而是浑浊的，像裹了层泥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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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时间可以回溯，王广超最愿意回到2005年2月12日那个中午，大年初四，日头晒得老高，他在屋里穿着棉袄，正和父亲煎饺子，警察还没有出现。
父亲念过高中，一心想要他上大学。第一次中考，他只进了一所普通高中，父亲让他复读，才考上临沭二中。 刚刚结束的分班考，他物理考了全班第一。那时候只知道要考大学，也不知道一本、二本、三本的区别，到现在他也不是特别清楚。
意外突如其来，警察把他带走时，他的父亲以为只是配合调查，直到儿子没回家才意识到问题严重。
王家在镇上条件原本还算不错，王父做苹果生意，经常去烟台拉货回来卖。儿子出事后，他在路上都不敢和熟人打招呼，低着头快速走过，“就跟乞丐一样。” 家里的小卖铺也低价转让商品，匆匆关了门。夫妻俩只是闷头种家里三亩地，一季小麦，一季花生。
刚开始的几个月，王广超在看守所里还想过出去后继续读书，但案件一拖再拖，他每天剥蒜，从早到晚，一天10公斤，拇指指甲掉了两次，就这么待了13个月，出来后再也没有读书的心气。 父亲也认命了，觉得儿子还背着罪名，肯定回不去高中了。
王广超从小就是内向、乖巧的男孩，甚至有些自卑。初三去县城复读，同学几乎都是城里的，没几个人像他一样住宿，同学去网吧打游戏，他也从不参与。
看守所的经历让他变得更加沉默。王父回忆，出来后王广超不再像以前那样还会笑，一天到晚都苦着一张脸。
从初中直接进入社会，年轻的男孩全靠家人出主意。他听从父亲建议去了技校学电机，回来后开了个维修铺子，修水泵。可是买一个新水泵才一两百块钱，修理哪能挣到钱?他又到宁波投奔舅舅，6万块买了辆二手货车，有4万都是借的。
最早，他在宁波小镇的十字路口拉散货，一排货车，贴块牌子“货车出租”，留下联系方式，就等着雇主上门。有时候一天去两趟上海，早上五六点就要起来搬货，晚上就睡在车里。夏天蚊子多，冬天风总是灌进来，两床被子都不顶事，冷得直哆嗦。
宁波小镇路口拉散货的货车。周航 摄“总不能一辈子开车，不如去闯一闯。” 听妻子这样说，2017年初过完年，他又去了深圳，投奔在那里卖房子的表姐。
高楼遮天蔽日，看不见太阳，王广超在深圳第一次分不清东南西北。“眼不够用了”，太多事情超出他的理解。
他以为卖房就是在漂亮的大堂介绍沙盘，实际上一个大办公室，30多人同时在打电话。也不知道要穿西装，花几百块钱买了一套，穿了一年多，脏了就拿湿毛巾擦擦。第一次使电脑，输入客户反馈，“x先生没有买房意愿”，一根手指慢慢敲，碰到有购房意愿的，就拿个本子偷偷记下来。
中介所经理一年卖出好多房子，都是靠大学同学照顾生意，他没有任何人脉。干了一年，还是害怕打电话，每次开口都要在心里给自己打气，只能靠别人看不上的租单勉强生活。
相比卖二手房各种门门道道的“心累”，他更喜欢开车，虽然“身累”。他喜欢一个人跑在外面，只要送好货，不会有人管他。和律师、记者交谈，他总是不安地搓着双手，露出孩子般局促的眼神，但一坐上货车，属于山东男人的自信就回来了。
9月21日下午1点半，货车驶出高速，拐入上海松江一个工业园区，零部件将在这里组装，再销往世界各地。
他一摇手，门卫心领神会放行。这是一家德企，管理严格，厂区禁止吸烟，但车里是他自己的小天地，等叉车工的间隙，他盘起双腿，架在方向盘上，点上了一根烟，享受片刻的休憩时光。
到宁波前他不抽烟，卡车司机圈互相敬烟，抽着抽着也会了。只抽口味柔顺的细支香烟，十多块一包，一天半包。德企工厂有三个叉车工要打交道，他都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不然对方刁难起来，他就有的等了。和往常一样，打了电话后，没过十分钟，对方就开着叉车来卸货。
公司负责人觉得，他交际能力强，会递烟。但王广超说，主要是因为自己听话，对方有什么意见都会应着。对方卸货时，他跳出车厢，一直在旁边陪着，不时地搭把手，不像另一些司机闷头坐在驾驶室。
公司很满意王广超的工作。厂长沈明说，以前司机送完货，经常在服务区睡觉，拖沓到晚上拿加班费，更过分的，用公司的车拉私货。王广超不耽搁，总是准时回来。全厂一年近五千万产值，他送了快一半。
还在深圳打工的时候，原先拉散货认识的老板惦着他老实可靠，邀请他成为正式员工，年薪十万，交三险，待遇比以前的司机高一截。叶婷给他分析，深圳机遇多，但开货车更脚踏实地，一个在天上飘，一个在路上走。于是他回了宁波，结婚前他听家里的，结婚后就听老婆的。
厂里上百员工，七成来自外地，沈明跟很多外地员工没法同住，他喜欢安静，而外地人爱喝酒，好热闹。王广超不一样，躺在床上下军棋也会关掉声音。每晚，沈明一熄灯，王广超就睡下了。小伙子还很懂礼貌，有时候两个人出去吃饭，他抢着把单买了。
有一次，沈明看到王广超在宿舍看书，特别诧异，这么多年，外来打工者来来往往，他从没见过有谁拿起书本的，“何况一个开车的”。
其实王广超只买过这一次书，网上说30岁必看的四本，《狼道》《鬼谷子》《人性的弱点》《墨菲定律》，翻了几页，也没看进去。
沈明专门问他什么学历，王广超只说初中毕业，一点没提高中的事。走出看守所后的漫长岁月里，他从未向身边人吐露过往事，像在一个黑匣中，独自背负屈辱和愤恨，低着头沉默过活。
踏实、安静、话不多是同事对他的一致印象。王广超几乎不和陌生人说话，跟家里都很少联系，“没什么好说的”。这两年忙重审的事，王广超频繁向沈明请假，也不说理由，直到案件终审，才道出原委。沈明觉得不可思议，这件事超出了他对社会阴暗面的想象，“怎么电影里的事情，一下子踹到我眼前来了。”
冤案平反的新闻占领各大客户端头条后，王广超收到很多同事的微信——“是你?”
王广超(左二)和张志超(右三)与他们的代理律师合影。北京大禹律师事务所供图3
王广超并不是没有抗争过。在看守所，他多次翻供，对检察院喊过冤，但都没有结果。要求见律师，律师来了告诉他，认了罪，判个缓刑，开完庭就能出来。那时他也不懂“缓刑”的含义。后来才知道，每次见律师，还要再多给200块钱。
出来后有一段时间，王广超睡觉总是惊醒，因为在里面半夜要站岗。但这样的生物钟大概延续了多久，他已经记不清了。15年过去，往事已像镜子的碎片，很多细节难以拼凑。
只有那些情绪是刻骨的。最开始是疑虑：如果真是张志超做的，女生失踪到尸体被发现过去了一个月，他怎么会在一个月里没有任何反常?同时又丝毫不敢怀疑，警察会抓错人。
后来是恨意：张志超害了自己，让最好的朋友无缘无故被关一年多。2012年，张志超的母亲找到他，哭着说儿子被冤枉时，他根本没法冷静，不听辩解，愤怒地赶走了这个曾经给自己带过饺子吃的阿姨。
再后来，他接受了命运。母亲说从古至今，哪个庙里没有冤死的鬼，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办法?他也就这样想了。
2013年，张志超的母亲再次找上门诉说冤情，王广超将信将疑。他和父亲通了个电话，无奈地说，如果真是冤枉，“那也没办法了”。叶婷记得，那段时间丈夫经常回忆往事，诉说15岁那年遭遇的非人道对待，叶婷听着都起鸡皮疙瘩，打断丈夫让他不要再想了。
自从被冤枉进过看守所，王广超就变得胆小。在宁波的工厂里，他并没有相交很深的朋友，要是从上海回来得早，会和同事约着打几局台球。球风也很保守，从不大力出杆，擅长轻推，同事调侃没吃饱饭，他也从不反驳。
沈明觉得，王广超的谨慎多少和那段经历有关，一个少年，遭受那样的刑讯逼供，换谁都会绝望无助，自此小心翼翼，生怕再次撞上不幸。
年初在重审法庭上，再次见到张志超，王广超一下子没认出来——胖乎乎的圆脸同桌此刻消瘦得像一个陌生人。重获清白那天，两人在法院附近的宾馆同住了一晚，他发现曾经爱笑的张志超比自己还沉默，甚至有些木讷。第二天醒来，张志超把酒店的被子叠成了豆腐块，王广超突然心酸，“没有人告诉他酒店不用这样。”
2020年初，宣判无罪当天，王广超和张志超在法院门口相拥而泣。北京大禹律师事务所供图那几天，王广超也去祭奠了爷爷，父亲一边烧纸，一边哭得站不起来，跪在地上，隔着另一个世界告慰老人，“事情查出来，你孙子不是劳改犯了。”
不过，对于案件的困惑依旧存在。当年有一个重要证人，同级男生王绪波，曾供述听到女生尖叫，还称在女生尸体所在的洗刷间前见到了张志超和王广超。15年里，王广超从没试图找过王绪波，觉得找不到，也不敢找，“万一说私闯民宅什么再抓进去”。
也很少谈及此人。只有一次，他趁着酒劲说， “这个人肯定有问题”，言语间难得提高了音调，“为什么听到女孩尖叫却不报告老师，而是在发现尸体那天才突然开口指认?” 但也仅此为止，推动案件的重新调查不在能力范围内，他不再多想。
他更多的是后怕——如果当年和张志超角色互换，自己可能会坐一辈子监狱，母亲连字都不识，从没出过远门，肯定做不到张妈妈那样坚韧地上诉。
现在他们偶尔微信联系，都是王广超主动，简单聊上几句。而除了张志超，王广超连一个高中同学名字都想不起来。初中同学建了微信群，他也从来不发言，一些上了大学的同学现在看起来混得不错，他也觉得挺好。只是偶尔会想，自己如果读了大学会怎样?
“就算挣得和现在一样多，肯定也不会那么累。” 王广超说。
王广超装货。周航 摄9月23日，我再次坐上他的货车，从宁波去上海。这天为了等货，下午1点27分才出发。秋雨从清晨就开始下，道路也拥塞起来，单向三车道的沪昆高速一时寸步难行，王广超的宁波货车和山东的运菜车、江西的旅游客车、河南的快递车挤到一块儿，等待着疏通。
回程还是拥堵，他熄了火，腿架在方向盘上，开始下暗翻军旗，作战记录显示，他已经战斗超过3600盘，胜多负少，晋升到了“副旅长”军衔。虽然早上7点多就起了床，又在雨天开了一天车，但他的精力依旧很好，哈欠都没打一个。
堵车的时刻，内向的男人难得打开了话匣子，频繁问起有关大学的事，学费需要多少，怎么上课，图书馆是不是很大。
今年5月，他申请了307万国家赔偿，其中一笔“工作报酬损失”申请赔偿84万元，是指案件误判导致他没有接受良好教育，按照每年少挣6万元计算——这是律师帮他算的。他也不知道学历对自己到底有多少影响，也从来没有试图找过需要学历的工作，也没想过进入大公司，担心自己有案底被拒绝。
对于最后能赔多少钱，他的想法和家里人一样，“国家给多少就是多少”。也没想过这笔钱怎么花，“也许会买辆更大的货车。”
他很少做长期规划，彩票也买即开型的。曾经也有过在宁波买房的念头，那时小镇房价每平才4000块，但叶婷说，孩子转学过来也会不适应，他就没想了。这几年宁波房价飞涨，镇上新房单价都超过一万五，早已超过了他的能力。
堵车四十五分钟后，19点22分，道路突然畅通了。他退出手机里的军旗战局，重新点火，在这个烟雨朦胧的夜晚，迅速汇入车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