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匪窝被捣毁,里面揪出个解放军副营长,贺龙震怒:立即将他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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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土匪窝被捣毁,里面揪出个解放军副营长,贺龙震怒:立即将他枪毙

  1950年2月21日,我永川军分区部队在仁义镇全歼四爷子和刘精本股匪,端了他们的老巢。在匪穴之中,我军意外发现了一名原解放军军官——赵希荣。而在不久前,赵希荣还是62军184师538团3营副营长。就在当日,赵希荣被押往重庆,等候西南军区负责人——贺龙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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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到1950年,我军在解放战争中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短时间内,英勇的解放军战士便解放了整个中国。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反动的南京国民政府已经倒台,国民党军主力已经被歼灭。然而国民党的大量残余势力,仍广泛隐藏在暗处,一有机会就探出头来搞破坏,试图让业已蜗居台湾的蒋家王朝重回大陆。而这些残余势力,多以土匪的面目示人。他们占山为王、啸聚山林、奸淫掳掠、杀人放火,干尽了坏事。而中国的匪患,尤其以西南地区为甚。

  西南地区4个省,共112万平方公里。1947年时约有7000余万人口,除了四川平原外,高山地区占了全区面积的94%,地理环境十分复杂。

  解放战争后期,西南地区没有打什么大战役,百万国民党残余势力依靠复杂的地形躲藏了起来。而遍布西南地区的帮会组织(如袍哥)、少数民族头人,则为国民党残余啸聚山林提供了方便。

  国民党在撤离西南地区后,国民党残兵败将和土匪们混在一起,打出各种旗号,其活动范围覆盖整个西南。他们依托匪穴,四处骚扰破坏,断绝交通、抢劫物资乃至于攻城略地,伏击我车辆和部队。其后,一些原本已经起义的国民党部队突然背叛,总数达15个团之多,而这也加剧了西南地区的匪患。

  对此,西南局负责人邓小平一直在强调,西南虽然解放了,但是仗并没有打完:

  “西南当前有90万土匪等待请教,广大农村政府尚未建立,残破的的城乡生产还没有恢复。在这严峻的形势下,我们有些同志以为仗打完了,该享乐了,这是何等的危险和可怕?”

  敌人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松劲。在军队中,少数指导员和战士确实出现了麻痹大意的思想。他们小看土匪,认为打土匪是吃亏。而这种麻痹的思想,也给我军和人民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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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到了1950年2月5日,四川成都郊区龙潭寺发生的一起惨案,最终点燃了西南大匪患的烽火。

  当日,解放军60军178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离,奉上级命令准备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某新建交国家的驻外武官。

  上级很清楚,四川匪患依然炽烈。为了安全起见,上级派了一个加强班,要将朱向离护送到成都,然后乘坐飞机去往北京。

  龙潭寺,是一座古老的寺庙。该寺因蜀汉后主刘禅曾在此沐浴而得名。当朱向离一行经过龙潭寺时,突然遭到数千名土匪的袭击。而这群土匪的带头人名叫巫杰。

  巫杰原名刘金茂,地主恶霸出身,15岁他参加了川军,跟随西北军的孙仲连走南闯北,官至少校旅长。不久后,巫杰因故退伍返回家乡龙潭寺。

  然而蛰居家乡的巫杰并不甘于寂寞,他利用旧关系,当上了成都警备部特务组长。解放战争后,他网络一批残兵败将、地痞流氓,以袍哥组织为骨干,裹挟、蒙骗一批无知群众,组建了所谓“川西人民反共救国军龙潭纵队”。

  当朱向离经过龙潭寺时,误入巫杰设置的包围圈。经过激烈的战斗,朱向离与护送他的战士们寡不敌众、弹尽粮绝,最终因受伤而被俘。

  巫杰将朱向离等九人押到寺庙前,恶狠狠地问道: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竟敢闯入我的地盘?”

  而顽强不屈的朱向离则厉声驳斥道:

  “你们是什么人?现在全国都解放了,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敢如此胡作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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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川西救国军总司令巫杰!”巫杰得意洋洋地说。

  “一群土匪,我是178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离。我现在警告你,赶紧放下武器,到当地政府投诚自新,这才是唯一出路,不要一错再错了!”

  随后,他又对黑压压的匪众大声疾呼:

  “咱们都是贫苦农民出身,人民解放军是为天下劳苦大众服务的,千万别被土匪蒙骗了!”

  朱向离的宁死不屈让巫杰恼羞成怒,他下达命令,杀害了朱向离和他的8个战士。不仅如此,他们还残害尸体,试图毁尸灭迹、掩盖罪行。

  不久后,川西军区60军参谋长邓仕俊带领一个团前来支援,怎奈巫杰竟用诡计蒙骗了周围十里八乡的数万群众,组织了所谓火把阵。在山林中,到处都是土匪的火把。因为担心伤到无辜群众,邓仕俊带领战士们暂时撤回大本营。

  9天后,川西军区派出的救援队在龙潭寺一个不到3米宽的烂泥塘中,发现了被害的朱向离等人。这是在剿匪战争中,我军牺牲的第一位高级干部。可以说,二月五日的龙潭寺惨案,是一个严重的信号,这是土匪公开向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向新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所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响的第一枪。

  龙潭寺惨案震惊了中国,也震动了中央。毛泽东发布命令:“匪患如此严重,我们决不能任其泛滥下去,一定要迅速组织力量剿灭匪患。”而这一命令,正是我党、我军正式对盘踞在全国各地的土匪、特务的宣战书。

  镇反令的发布是那样的及时。朱向离的牺牲,助长了土匪们的嚣张气焰。巫杰便开始密谋在四川各处发动叛乱。他到处煽风点火,蒙骗蛊惑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并到处造谣,说“共产党来了,就是要整垮富人,搞死穷人,让富人穷人都没法活”。不仅如此,他还飞檄传书,联络四川各处的地霸惯匪,到处起事,引发了严重的连锁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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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匪武装、国民党残余部队、特务组织纷纷起来呼号作乱,温江、崇宁、大邑、崇庆到处都是叛乱的烽火。土匪们嚎叫着,疯狂冲击我刚刚建立起来的各级县、区、乡政权,杀害我各级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征粮工作队和人民解放军官兵。

  很多老人回忆起那个岁月,常常会感到心有余悸,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为什么往日的平静的大山之中,会冒出如此之多的土匪。

  西南军区各剿匪部队在一个多月的剿匪作战中,虽然经常有很大的斩获。但在某些时候,却也经常在熟悉当地地形、民情的土匪面前吃亏。很多部队都被土匪包围、打散,有的甚至被土匪全部杀害。如果我军被土匪俘虏了,大多都开膛破肚、挖眼挖心,竭尽一切残忍之手段。

  剿匪反被土匪击败,这在共产党已经执政半年的这块土地上,实属耻辱的一页。而在朱向离牺牲后仅仅7天,我军在剿匪战斗中再次遇到严重的挫折。

  首先是60军180师539团。2月12日,该部正在成都西南四十公里左右的崇庆地区剿匪。当天傍晚,六千余名土匪突然从四面八方赶至,将我军团团围住。该团某连在坚守崇庆城北某桥头阵地时,因寡不敌众而落败,全连官兵无一生还。后来,该团所属的一、二两个营被迫退到崇庆城内,而土匪不依不饶,竟公然对县城发动围攻。当晚,土匪数百人已经攻入城中,并占据了城北一些房屋和街道。

  到了16日上午,援军终于赶到,才为崇庆守军解了围。在整整两天两夜的战斗中,我军又牺牲了两个连的兵力,可谓是伤亡惨重。

  与此同时,同属180师的538团也遭遇了土匪的围攻。而更令人耻辱的是,我军还出了一个著名的软骨头——赵希荣。

  2月11日早晨,怀远征粮工作队和驻军60军180师538团第3营8连的两个排,近80余人,在副营长赵希荣的带领下,在完成征粮任务后,从怀远过西河,走大路向县城前进。当他们途径何家场、双河场和元通镇三交界的二江桥谭家巷子时,突然遭到数千土匪的围攻。

  这群土匪,原本是川西巨匪黄光辉的部下。黄光辉被我军逮捕处决后,他的手下急欲复仇。因此他们在谭家巷子布置了包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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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地形看,这里地势平坦,三条江河交汇,极不容易隐藏,乃是用兵之死地。同时,土匪们身着便衣,极难辨认。等到敌人收紧包围圈,我们的战士已经很难逃脱了。

  战斗打响后,土匪用机枪严密封锁了河仓场后面的桥头和开阔地,并且利用周围的竹林、房屋和复杂的地形为掩护,从四面以猛烈的火力向部队射击。我军前过不了河,后又没有退路,为今之计唯有破釜沉舟,等待兄弟部队的支援。就当战士们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准备与敌人拼死一搏的时候,他们的指导员赵希荣却坏事了。

  赵希荣是山西人,外号赵蛋。作为副营长,赵希荣应该打过不少硬仗,有过一些战功。但面临优势敌军的包围,赵希荣的精神却崩溃了。他不仅不思抵抗,反而惊慌失措;不但不指挥战士坚决反击土匪,反而一再阻止下属的战斗行动,甚至命令战士们不准开枪,两次指示该连指导员写信与敌人联络,企图谈判。

  他多次对连长说:“我们将武器给土匪放下,看他们怎么办。”对于赵希荣的投降嘴脸,即使他的贴身警卫员都看不惯。当土匪要求赵希荣缴枪时,他机智地取走了手枪,只交出了驳壳枪套。

  下属官兵的坚决,却难以扭转当前不利的局面。赵希荣的妥协和纵敌,让土匪看出了我军的底细,因此气焰更加嚣张,坚决要凭借人数和地形优势,致我军于死地。

  我军官兵见此情况,决定撇开赵希荣,自己进行抵抗。官兵在8连连长秦国泰的带领下,奋不顾身地与土匪们作战。经过6个小时的战斗,我军伤亡惨重。特别是天黑以后,天降寒气,人生地不熟的我军官兵逐渐难以抵挡土匪们的攻势,最终战斗失利。

  在夜幕的掩护下,一部分官兵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步行10多公里回到了县城,此战中,我军牺牲了一名排长和23名官兵,丢掉了机枪4挺,步枪12枝和手枪两支。另一路在征粮工作队和区长姜杰的带领下,6名征粮队员在撤退途中,也遭遇了叛匪的袭击,致使一人重伤。

  而赵希荣呢?则带领一个排的官兵,向土匪四爷子和刘精本投降。他为了保命,竟加入了匪帮,成为了人民的敌人。2月21日,我军540团在仁义镇彻底击溃了四爷子和刘精本股匪,并且捣毁了他们的老巢。在匪穴之中,我军战士将业已脱下军装的赵希荣抓获,并于当日押回了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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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营长叛变投敌,这事非同小可。因此,60军军长兼成都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川西军区司令员张祖谅,赶紧将赵希荣率领部队向土匪叛变投降的情况,一五一十地报告给他的老上级——西南军区司令贺龙。在电话中,张祖谅请示道:

  “军事法庭,现已将赵希荣逮捕归案。我们考虑,在目前情况下,对赵希荣这种率部队向土匪投降的无耻背叛行为,一定要给予严厉惩处,不杀不足以教育全军。”

  贺龙听完张祖谅的汇报,脸色铁青,握住电话的右手因愤怒而不住地颤抖。他厉声对张祖谅说:

  “杀,一定要杀。再留着这样的混蛋,将来只能是我们部队的火海,我们部队的耻辱。堂堂一个解放军副营长,竟如此贪生怕死,带部队向敌人缴械投降,这样的事,在我们这个部队中以前几十年的战斗年代里,也是不多见的。这在部队中的影响太坏,太恶劣了!”

  贺龙继续说道:

  “目前,一定要把部队好好抓一抓。长此以往,还得了吗?那我们只有把整个中国都让出去,都重新交给土匪,我们再回到山里去打游击!同志们,革命还没有胜利,天下还没有太平。蒋介石利用他部署和遗留下来的这些土匪,正在全国疯狂地向我们反扑,向我们各级人民政府反扑,企图夺回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地。剿匪,必将是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内我们工作的重要任务,是一场更为艰巨,更为复杂的斗争。一定要告诫全军部队,对当前这场剿匪斗争要有更清醒的认识和十分坚定的信心。任何人在这场斗争中,都不得有任何畏惧和动摇。否则,都要按照我们这个部队的纪律,予以严惩,绝不宽待!”

  1950年7月15日,川西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在进行了详细地调查取证后,依法将赵希荣判处死刑。这个军中的败类、软骨头,终于迎来了应得的下场。

  在前期的剿匪战斗中,我军遭遇了许多挫折。痛定思痛,我军立即改变了剿匪战术。在往日的剿匪战斗中,面对多支股匪,我军往往将兵力分散使用。在熟悉当地地形的土匪面前,零散的剿匪部队很容易被人数占优的土匪围攻。因此在后续的剿匪作战中,刘伯承不断强调:“不能五个手指按五个跳蚤,一定要用五个手指按一个跳蚤。”也就是按照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集中优势兵力,将土匪各个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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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军事进攻的同时,我党还不断发动群众,向劳苦大众宣扬党的政策,揭穿土匪们的谎言,揭露土匪们的罪行。不仅如此,基层政权还组织民兵,守住隘口,防止土匪四处流窜。

  在正确战术的指导下,从1950年2月起,我军仅用7个月的时间,便歼灭了48万余土匪,川、康、滇腹心地区的土匪已被歼灭,大部分地区基本净化。只有零星股匪仍在省区交界处流窜,剿匪形势大大好转。

  更可喜的是,我军已经掌握了土匪行动的规律,总结了对付土匪游击作战的经验。干部战士已经适应了艰苦的剿匪生活,帮助群众生产,把军事打击、政治攻势、发动群众紧密结合,为下一阶段的剿匪战争打下了良好基础。

  至于龙潭寺惨案的肇事者巫杰,也获得了应有的下场。在简阳,英勇的解放军击溃了他的部队。他辛苦积攒的数千乌合之众瞬间烟消云散。

  战败后,巫杰逃入山中躲藏了一段时间。到了4月份,他又纠集残匪,在龙潭寺附近发动叛乱,周边22个乡镇骚动不安。然而这一次,我军早有准备,巫杰的叛乱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五月中旬,巫杰还想发动暴乱,但这次却响应者寥寥。在一次战斗中,作恶多端的巫杰被我军俘虏。在龙潭寺附近,我军为这名匪首、昔日的地主恶霸举行了万人公审,最终依法将他处以死刑。

  值得一提的是,处刑人员为了告慰朱向离的英灵,在枪决巫杰时,专门使用了他的配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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