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注：人类史上发生过多次瘟疫，其中最可怕的莫过于中世纪的鼠疫，它有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黑死病”。黑死病曾导致数千万人死亡，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难逃厄运，可谓“瘟疫面前，人人平等”。这些瘟疫的记载只能让我们了解其严重性，却无法了解人类在疫情下的生活。但是17世纪的一份疫情日记或许可以让我们有所了解。
早在四月初，《纽约时报》的一位作者珍•米勒就敦促读者们通过日记记录此次新冠病毒疫情。她在文章中写道：“谁知道未来会怎样呢，或许有一天你的日记可能为这一特殊时期提供一些宝贵的线索。”
事实上，用日记记录疫情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早在17世纪的另一场疫情期间，英国海军官员塞缪尔•佩皮斯就是这么做的。他一丝不苟地通过日记，记录了那段时间伦敦爆发的一场严重鼠疫，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黑死病。
1665年至1666年间，爆发疫情后的伦敦街道
虽然此类瘟疫一直困扰着人类，但我们很少能详细地了解曾经人们是如何在它们的笼罩下生活的。虽然17世纪的伦敦没有Zoom会议，也没有免下车检测和试剂盒，更没有呼吸机，但佩皮斯的日记显示，人们对疫情的反应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居民们对暗藏危机的一无所知
1664年末至1665年初，伦敦城外的贫民窟圣吉尔斯教区爆发了鼠疫。然而，缺乏今天这样发达的网络和媒体，消息封闭的佩皮斯和伦敦居民并不知道城外爆发了瘟疫。
佩皮斯第一次意识到瘟疫的存在是在1665年4月3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鼠疫给这座城市的人们带来了恐慌，据说已经有两到三所房子被封闭了。愿上帝保佑我们大家。”
佩皮斯的生活并未受到任何影响，直到6月初的时候,他第一次亲眼看到了被封闭的房子。房门上画着红十字标志，而且写着“主保佑我们。”此后，佩皮斯的生活也越来越多的受到疫情的困扰。
不久之后，他就在街上看到了准备埋葬的尸体。他的许多熟人都死了，其中甚至包括他自己的医生。到了八月中旬，他已经写好了遗嘱，“如果上帝在这个危难的时候把我带走，我希望能够保持更好的精神状态。”八月底的时候，他在日记中描述了街道的荒凉，还声称自己遇到的行人都像是准备与这个世界告别。
17世纪，伦敦黑死病爆发后的情景
不太准确的死亡人数统计
伦敦教区的工作人员印制了一份“死亡名单”,统计的是每周举行的葬礼。但由于这些名单记录的是葬礼次数而非死亡人数，因此死者数量毫无疑问被低估了。佩皮斯则通过日记记录了越来越多的瘟疫受害者。
8月底的时候，他发现死亡名单上的周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6102人，但他猜测实际死亡人数可能接近1万人，因为贫民窟的死亡人数并没有计算在内。一周后，他注意到官方公布的“周死亡人数为6978人”，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
他同样为那些不顾官方禁令参加葬礼的人感到担忧。佩皮斯抱怨说，尽管瘟疫死者应该在晚上埋葬，但一切道德底线似乎都消失了，埋葬死者都是在白天进行的。死亡的威胁与恐慌似乎已经让人们变得异常凌乱。
伦敦地铁施工期间发现的黑死病遇难者残骸
五花八门且令人绝望的措施
发生疫情，当然不能听之任之，人们试图寻找一些可靠的治疗方案。对于COVID-19患者来说，目前的有效治疗方案很少。但对于那些遭受病毒折磨的人而言，任何希望都不可能放弃。野韭菜、花岗岩、恒河水、牛粪、消毒水纷纷上线，而事实也证明那都是病急乱投医。
17世纪的那场鼠疫是什么情况呢?尽管佩皮斯生活在科学革命时期，但是没有人知道瘟疫是由跳蚤携带的鼠疫杆菌引发的。那个时代的科学家们提出的理论是，鼠疫是通过瘴气传播的。简单来说，瘴气就是有机物腐烂产生的腐烂气味。因此，当时最流行的措施就是通过吸烟或者将药草、香料放在鼻子前来“净化空气”。
而烟草也是佩皮斯在鼠疫爆发时使用的第一种方法。他在日记中写道：“6月初，不断封锁的房子让我产生了一种不好的预感，所以我被迫买了一些卷烟来闻和咀嚼。”后来在7月份，一位高贵的女士送了他“一瓶瘟疫之水”，就是用各种草药制成的药水。
但他不确定这些方法是否有效。于是他参加了一个咖啡馆的聚会，探讨的主题就是“小镇蔓延的瘟疫以及该如何应对”。最终他发现大家也都是各持己见。
黑死病期间医生为防止感染发明的面罩
疫情期间，佩皮斯也很关心自己的心态。他说他一直在努力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这不仅是为了摆脱瘟疫的困扰，也源于当时的一个医学理论。该理论称,血液、黄胆汁和黑胆汁等体液的失衡会导致疾病发生。
据医生说，黑胆汁过多引起的忧虑可能危害人体健康，所以佩皮斯试图抑制这种负面情绪。例如，在9月14日，他写道，“朋友和熟人死去的消息让我陷入了巨大的忧伤。但我尽可能地把那些悲伤的想法抛之脑后。”
如何在恐慌和风险之间寻找平衡?
人类是群居动物，因此避免不了社交生活，所以在冠状病毒疫情期间，许多人发现保持社会距离颇具挑战。多近才算太近?我们怎样才能在保持理智的同时避免感染并保护我们家人的安全呢?当我们家里有人咳嗽时，我们该怎么办?
在鼠疫期间，这种手足无措的恐慌情绪也很普遍。佩皮斯发现，当他离开伦敦进入其它城镇时，当地居民明显对游客的到来感到紧张。他在7月中旬写道:“我们的到来让他们担心不已，这让我很不安。”
佩皮斯自己也不例外。7月下旬，他的仆人威尔突然出现头痛。佩皮斯担心如果有仆人染上了瘟疫，他的整个房子都会被封锁，所以他发动其他所有仆人迅速把威尔送了出去。结果威尔并没有感染瘟疫，第二天他又回来了。
其中一个埋葬点发现的遇难者残骸
9月初，佩皮斯开始克制住自己戴假发的欲望，因为那是他在伦敦的一个疫情重灾区买的。其实他也很想知道其他人是否也会害怕戴假发，因为那些假发很可能是由鼠疫患者的头发制成的。
然而，他还是愿意拿自己的健康去冒险来满足自己的某些需要。比如十月初，他就无视危险前去与情妇幽会。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认为肆虐的瘟疫并不重要，如何哄好艾拉才最重要。”
人们迫切期望的疫情拐点
世界各地的人们通常把疫情死亡人数的下降视作疫情的拐点，并且急切地等待着拐点的出现，佩皮斯也是如此。9月中旬首次出现了死亡人数的下降，佩皮斯从中看到了希望。一周后，他注意到死亡人数下降了超过1800人。疫情终于开始出现转机，这或许是当时最令人欣喜的消息了。
无论是疫情的发展还是人类对于疫情的反应，我们似乎都能从17世纪的那场鼠疫中看到一些熟悉的场景。无论如何，我们都会像佩皮斯一样，期盼着希望的曙光出现，直到战胜新冠病毒的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