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5月28日报道美国《时代》周刊网站5月20日发表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演讲稿撰稿人、作家戴维·利特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表达观点认为美国的新冠危机是民主的失败。文章摘编如下：
领导人无视人民意愿
将新冠疫情称为“我们有生之年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已是司空见惯的说法。然而，从根本上说，导致如此多的美国人丢掉性命和就业机会的并不是公共卫生的失败。这是民主的失败。
尽管我们在政治上两极分化并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但美国人民对政府的期望惊人地一致。从发现新冠病毒的那一刻起，我们的科学家和公共卫生官员就敦促采取积极行动，并提出挽救生命的诸多计划。一项又一项民调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信任我们的领导人，希望他们听取专家的建议。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我们太晚才开始实行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流行病学家发现，美国90%的新冠死亡病例是由于这种耽误而导致的——现在我们又过早地想要重启经济。
换言之，在性命攸关之际，我们的民选领导人无视人民的意愿，结果就是美国人不断死亡。在我们这个“山巅之城”——代议制政府的全球典范——怎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答案虽然令人沮丧，但很简单：我们的代议制政府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具有代表性。
40年来，我们的共和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几乎每次变化都使我们的领导人对公众利益变得更加漠然。对于我们今天所处的危机，我们重新设计的政府体系比任何政治或文化趋势——甚至比特朗普总统——要负的责任都更大。
我在奥巴马领导下的白宫工作时，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好政策就是好政治。”言外之意很清楚：在民主国家，政客的选择与选举结果、权力与责任之间存在着明显联系。
民主根基裂痕难修复
然而，近几十年来，这种联系几乎完全被切断。被合法地禁止投票的美国人数量大幅增加，许多保有选举权的美国人发现，行使这项权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
2008年至2016年间，美国投票站数量减少10%以上。对选民的清洗把数百万合格的美国人从选票名单上删除。过去10年里通过的限制性法律使得选民登记变得更加困难，投票更加困难，也更难确保选票得到统计。少数捐赠者的权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但大多数美国公民的权利要少得多。
由于我国政府对新冠疫情应对不力，最可能遭殃的人——低收入群体和非白人美国人——是最有可能被剥夺公民权的群体，这并不奇怪。在我们重新设计的民主制度中，投票限制措施能够把坏政策变成好政治。
我们的政治版图进一步削弱了美国人的政治权利。在参议院，每个州都拥有两名参议员，无论人口多少。然而，随着民主党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共和党人出现在郊区和农村地区，参议院的结构现在使一党获得了巨大优势，因为大多数州倾向于共和党，虽然大多数选民不倾向于共和党。
在过去三个月里，参议院的版图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后果，因为新冠疫情首先冲击的是美国的城市人口中心，而且影响最严重。
白宫对这场危机的灾难性处理方式是由于我们的民主根基上一个同样未能修复的裂痕造成的。
大约四五十年前，共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和民主党人吉米·卡特分别试图废除选举人团，他们正确地认识到，选举人团的存在不仅过时了，而且与我们现代的民主观念格格不入。如果他们成功了，唐纳德·特朗普今天将成为一个对社交媒体上瘾的前真人秀明星。然而，尽管遭到选民的反对，特朗普总统却负责我们的抗疫工作。
修复民主是重中之重
最后，企业权力在我国民主制度中的扩张促使政府抗疫行动更缓慢，而重启的速度却快得多，超过了美国人民认为的安全程度。仅在过去20年里，用于游说华盛顿的资金增加了一倍。
我们的政府在这场危机中未能促进公共福利，这是一个悲剧，但并不令人意外。美国现在是一个由少数人领导、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的政府。作为人民的我们正深受其害。
然而，即便是现在，在我们的民主衰落之际，也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有很多办法可以恢复一个代议制政府：让选民登记自动化;让数百万美国人重新获得选举权;对企业游说活动浮动征税;为竞选创设公共资金——所有这些甚至更多的事情都可以通过一项国会法案来完成。
对所有美国人来说，修复我们的民主应该是重中之重。从枪支安全到气候变化、移民到收入不平等，情况都是如此：美国人想要的是一样，我们的政府给的是另外一样，所以美国人民的日子才变得更糟。
可悲的是，现在阻止最糟糕的新冠危机为时已晚。然而，通过恢复我们的代议制政府，我们能防止下一次大危机，拯救无数美国人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