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6月中旬，康辉自传《平均分》中险些“被顶替”的情节引发关注。文中提到，当年高考康辉填报的志愿是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前身)。当时河北省他和另外两人都通过了专业、文化课考试，且自己成绩最好。但等待许久后，却拿到了其他高校通知书。后在其父亲追查下得知，自己成绩被一位竞争者的父亲以职务之便瞒报。最终经康辉父亲在各高校、相关部门之间奔走，康辉顺利进入广院。
康辉的这段自传描述，被一些人作为“八卦谈资”，感慨就连康辉当年也差点被顶替掉;还有部分自媒体，则把这解读为“一个父亲的伟岸”，称“康辉的父亲用行动告诉我们，什么叫为人父的责任，什么叫善抚儿的担当，什么叫与邪恶抗争的正义，什么叫大写的男人。”
对于康辉来说，其父为自己考大学四处奔走，避免了“被顶替”的厄运，自己的人生没有被冒名顶替而改变，是值得庆幸的，也要感恩父亲。但是，冒名顶替不是一件私事，是涉及高考公平的公共事件，即便没有被顶替成功，也要根据这一线索，启动调查，严格审视，只要有人实施了冒名顶替的操作，就应该依法追查，只有对任何违规违法操作，都“零容忍”，才能杜绝权力滥用，维护高考公平与正义。
康辉自传提供的信息，应该是有关部门调查、处理这起高考冒名顶替未遂案的线索。自传写道“后来父亲通过一些渠道得知，这次的问题出在一个负责报送成绩的人身上，他女儿刚好也是那一届考生，为了让女儿能够考上心仪的学校，他铤而走险跟同事做了这样一个瞒天过海的操作。”
这很明显指向当地教育考试招生部门的负责人。自传描写的内容传递出令人不安的信息：在信息不发达的年代，这些人运作瞒报高考成绩只有这一次吗?仅仅只是为自己的子女而利用职权进行瞒天过海的操作吗?这些是有必要向公众交代清楚的。
调查清楚这起未遂冒名顶替案，有双重意义。鉴于康辉自传的影响力，他的这段描述，已经勾画出当地教育考试招生部门有关人员联手进行违法运作的图景，如果不调查清楚，假如康辉所述并不真实，当地教育考试招生部门不就由此不明不白地背上违法运作冒名顶替的嫌疑了吗?而假如康辉所述属实，如果不进行调查，也就纵容了违法运作者。
所以，相关部门要根据康辉自传提供的线索，循迹调查，并向公众交代调查结果，同时，还要启动排查，查清有无其他冒名顶替违法操作。
最近，山东对冒名顶替上大学进行集中清查，已经清查出242名涉嫌冒名顶替上大学者。这些冒名顶替事件大多发生在10多年、20多年前信息不发达且互联网技术没有在招生录取、学籍管理中广泛运用的年代。主动清查这些历史遗留问题，是对每个考生负责，捍卫高考公平。
不是每一个人的父亲，都像康辉的父亲那样坚持维权，并懂得维权的路径。从被媒体曝光的冒名顶替上大学案看，不少被冒名顶替者，根本不知道自己被录取，没拿到录取通知书，就放弃了去查询录取结果，这是多么悲剧的事!
要维护每个普通学生的平等考试、录取权利，就应该对任何涉嫌冒名顶替的线索都不放过，给当事人一个交代。康辉在回忆自己高考录取“差点被顶替”时可以云淡风轻，但相关部门也不能只是看热闹，须闻机而动，查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