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丽最珍视自己的头发。大学留长发以来，她只去理发店洗头、护理，偶尔做个离子烫，每月在头发上的花销约600元，掉一根都心疼，因为“这是我真正成为女性的标志”。
她是一名跨性别者。23岁时，小丽飞到泰国做了变性手术，从男变成女。27岁，她被父母送进湖南长沙的英高特励志教育学校(以下称英高特)改造。在“治疗室”，一名教官拿着剪刀，要剪去她留了两年多的长发。小丽哭喊着，跪在地上哀求，但长发还是被剪掉，丢弃在留有纸屑的垃圾箱中，装了满满一桶。
这是一家官网简介写着“针对青少年叛逆任性、厌学逃学、沉迷早恋、沾染烟酒、夜不归宿等成长问题进行心理辅导、思想教育、行为矫正、素质培养和文化补习”的学校。被送进去的孩子在家长眼里都“有病”：网瘾，厌学，厌世，自残，甚至喜欢同性，像小丽这样的成年人也被父母送去治疗。学员的合约期通常是半年，可以续约，最长不超过三年，半年的学费在3万左右。到期后家长前去验收，希望收获一个健康的、有教养的，至少“正常”的好青年。
今年7月，江西“豫章书院”非法拘禁案开庭，据公诉机关指控，校方以关“小黑屋”的形式先后禁闭学生240余人次，创立者吴军豹被判有期徒刑2年10个月。但这样的学校全国不知道还有多少。
多名学生向我们讲述了在英高特的经历。明白无法逃脱后，他们开始想办法生存下来，习得欺骗、举报、谄媚等技能。或者，像小丽一样成为这所学校的“斯德哥尔摩恋人”，晋升为老师，成为对付学生的“帮凶”。
资料图，图文无关。斯德哥尔摩恋人
27岁的小丽答应了教导主任布置的监听要求。每天下午，她会找学生们谈话，试探他们对学校的态度和心理，一旦有人表露想离开或冒出极端行为的心思，小丽就要上报。晚上躺在宿舍，她也会下意识监听学生之间的对话。
“你说我们什么时候能离开这里呀?”
“我离开之后要去……”
刚刚被送进来的学生讲了真心话，而这些会成为体罚的导火索……学生一旦被视作想要逃跑的反抗分子，“会面临上百圈的跑操、几天几夜的禁闭，甚至是吊起来的拷打。” 小丽说。
那是2016年夏天。她记得学生张鹏杰是被打得最惨的一个。从进入英高特的第一天，这个15岁的男孩就在想着逃跑，所以经常被关禁闭。最后一次关禁闭他感到非常屈辱，吞了袋装洗发水企图自杀。被发现后，张鹏杰就被教官吊在窗户上，拿皮带抽打，双手被绳子捆住。张鹏杰至今记得当时手腕被勒得青紫，没有了知觉，“我被打得昏迷才被放下来，他们也不会管我，只能等着手腕颜色自己慢慢慢慢变得正常。”
张鹏杰不是小丽报告的。但有一天夜里，小丽在教室发现了一对独处的男女生，按学校规定，男女生不得单独相处超过30分钟。小丽没有提醒学生快速离开，而是直接上报给了教官——尽管她知道，这对学生的下场是绕着操场跑一百圈。
即便是老师，小丽知道自己和学生一样，同样在“监视”之中。一次，她经过办公室门口恰好听到有人闲聊，某位校领导的妻子问坐她对面的老师，“小丽平时都用电脑做些什么?” 她这才明白，为什么那个老师总看她的电脑屏幕。“可能担心我们和外界联系，做出什么对学校不利的事。” 小丽猜测。
她是这里的文化课助教，负责几个班的数学和英语，兼带电脑课。时常有人过来打招呼，“你觉得自己过得怎么样?” 小丽搞不清对方的目的，只是淡淡回答，“挺好的”。
在英高特，她无法信任任何人。当上助教的半个月前，18岁的男孩小张告诉她，已经把学校地形和围墙摸清楚了，正计划着一场逃跑，还承诺逃出去就联系小丽父母来救她，问她要父母的联系方式。
但小丽没有告诉他，“万一小张是在套我的话，我的后果将很严重。” 一天后，学校拉响了警报，逃往周边村庄的小张被抓回来，关了一个星期禁闭。小张不是在套话，但小丽没有愧疚，她只是庆幸没有把联系方式告诉小张，“不然受罚的就是我”。
“幸运”的小丽半个月后就从学生变成了老师。她回忆道：“校长给了我两个选择，一是继续当学生，二是当助教，可以免去所有的体能训练，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因害怕回到做学生的日子，小丽尽力备课，她记得校长常常说，“你是我见过上课上得最好的，比这里所有的老师都好。” 得到夸赞让小丽感到欣喜，这是为数不多能听到的欣赏自己的话，为此她更加用功备课，尽管根本没有学生认真听。
一日，备完课的小丽靠在走廊上看着正在操场上跑圈的学生。一些体力差和试图反抗的学生落在了队伍的最后，教官把他们拖了出来，踹了几脚。一个想法突然出现在小丽的脑海中：“我也创办一所英高特，赚很多钱。” 这个想法让小丽吓了一跳，竟然会希望成为囚禁自己的人?
跟不上体能训练是常有的事，小丽知道后果往往比打骂更残酷。她一直记得有次实在跑不动倒在地上，“教官就拉我去厕所逼我吃屎。” 小丽紧闭着嘴反抗，教官便拿了竹条抽打——小丽手上有三个月牙形的疤痕，她后来拍下照片，作为那次抽打留下的证据。
但短短几十天后，她就由于当上老师受到夸赞而产生了对学校的依赖。某天，小丽从教师办公室的书架上抽了一本心理相关的书随手翻阅，一个名为“斯德哥尔摩群侯症”的概念吸引了她——1973年8月23日，斯德哥尔摩一家银行被绑架的4名人质对没有开枪打死他们的绑匪产生信赖甚至崇拜，并在被解救后为绑匪辩护，医学上表现为受暴者对施暴者产生了依赖心理。
这个故事仿佛给了小丽一记耳光。她很愤怒，意识到自己成了英高特的“斯德哥尔摩恋人”。
在英高特接受训练的孩子。图源自该校官网。暴力与被压垮的自尊
出生在湖南一座小县城，身为男孩的小丽从小就幻想成为一名女孩。读了大学，她开始加入跨性别组织，学习如何化妆、穿搭。衣柜中满满的女装和渐长的头发让她在父母面前露出了端倪，表明变性意愿后，她经历了四年与父母的争吵。23岁时，小丽去泰国做了变性手术，父亲知道后威胁母亲，如果不把小丽重新改造为男人，“他(父亲)说就引爆液化气把家给炸了”。
冲突的结局是，做完变性手术四年后，2016年5月8日，父母合力把小丽骗上了前往英高特“性别扭转治疗”的面包车。
那天是母亲节，妈妈说要带小丽去九寨沟旅行，而去机场的车行驶到第一个休息站，妈妈说要去一趟洗手间，结果她下车后，司机踩下了油门。小丽连忙大喊：“还有人没上来呢!” 但面包车开始加速，有人递了张纸条给她，除了解释这场欺骗的前因后果，纸条上还有妈妈留下的“对不起”。
英高特位于长沙市望城区郊外，黄绿色的教学楼外是荒凉的田，学校四周的围墙上插满了玻璃碎片。20几平米的“治疗室”是几乎所有英高特学生的噩梦，学员们称之为“小黑屋”。这也是校园里为数不多没有安装摄像头的地方，里面摆放着一张桌子和凳子——那是教官的座位。
小丽被直接带进“小黑屋”，剪掉头发。教官扔掉她所有行李，只丢给她一双妈妈提前买好的男鞋。女教官脱掉了小丽的衣服，给她换上黄绿色T恤的制服。而且她最终被分配到了男生宿舍，30平不到的房间挤了40多人，里面充斥着汗水和食物发霉的气味。紧身的T恤会显出胸部的隆起，她听到有人议论：“不男不女!” 洗澡她也只敢在没有人的时候去，因为不论男女，都将她视作异类。花了四年时间下决心变成女人，但这一天，小丽又被强迫变回男人，过去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尊严全部消失。
被压垮的自尊不只属于跨性别者。一个月后，15岁的张鹏杰在爷爷家的客厅被拉走，理由是不爱读书。他不能理解，自己究竟是做了多过分的事，才让父母设计了一个如此复杂的骗局——先送他到深圳亲戚家住了一个星期，又安排他去湖南看望爷爷，然后在一个清晨，在他刚从浴室洗完澡出来，衣服还没来得及穿的时候，四名街坊把他送上了前往英高特的汽车。
到了学校张鹏杰就被老生指使，“提鞋啊洗内裤什么的，也不是非常重大的事，但就是觉得很屈辱”。他上前就给了老生一拳，然后被关进“小黑屋”罚站，两人晚上轮流看守，动作稍微松垮屁股就挨踢。
两年后还是在“小黑屋”，14岁的吴红大哭，喊着“该进来的是我爸，为什么是我?” 她也是被妈妈以旅游的名义骗去的，因为她割腕自残、写恐怖小说。而这些行为背后的原因，吴红声音平静地说，“我被亲生父亲猥亵”。
如今，在近860公里外的河南新乡，吴红还记得英高特操场上令人目眩的白花花的阳光。那里的一天是在5:30的吹哨声中开始的。起床后便是晨练，绕操场跑50圈是基础内容。刚到学校第二天，吴红宿舍就被集体惩罚每人做深蹲600个。正午的阳光下，瘦弱的吴红乖乖做完，但午休后就开始喘不上气，冒虚汗，嘴唇变白，心脏疼。她被教官和两个老生架着送去医院，一路上还被夹在中间，防止逃跑。
四个月都没有来例假，但吴红没有在意，因为宿舍里每月总有一两个人不来，还有日光性皮炎、过敏性紫癜，她说都是常见病。
24小时监控系统也是学校招生的一面招牌，家长可以享受下载app查看自己孩子监控录像的服务。吴红说，就连上大号的时候班干部都在外面数数，超过120秒就进去把人揪出来。这些都让她焦虑和恐慌。
不过也有学生利用监控系统逃了出去。小丽记得，2016年与她同期的学员小刘一直不屈从于教官，经常身上旧伤还没好，又添新伤。每天他都会主动要求去操场跑圈，望着监控摄像头发呆，跑圈的时候也望着。他撩起袖子，把伤痕露出来，盼着伤口能被家人看见。这个举动最终引起了小刘姐姐的注意，来学校把他带走了。
据澎湃新闻报道，2019年9月7日，该校一名教官因殴打学生致伤，被岳阳市湘阴县公安局刑事拘留。报道称，英高特励志教育学校成立于2007年，2016年7月11日经市教育局批准为湖南中山职业技术学校(职业高中) ，自此转型升级为一所颁发中专文凭的学历教育学校。
面对媒体曝光以及网上指控学校有暴力行为的贴文，校方没有公开回应，只在法律援助网站寻找律师，希望状告“造谣者”。留在那里的人，不得不寻找各自的生存之道。
沉默的大多数
成为助教后，小丽开始用一本日记伪装自己。“今天xxx被教官叫去跑圈了”，“xxx不听话接受了惩罚”……她记录下学校发生的一些事，然后加一句“我觉得自己在这里过得挺好”，以表明对学校的忠诚。
日记本就正大光明地放在办公桌上，一天下午她发现一个学生在翻，小丽没有惊讶，“英高特到处都有人想来监视你”。她没有惊动偷看的学生，甚至希望那个学生上报给教员，“他们看了会更信任我”。
小丽在英高特的日记本封面。 受访者供图伪装术在这里是必备技能。在心理咨询室，老师每次都会问吴红最不想听到的问题：“你还恨你爸爸吗?”
被父亲猥亵在吴红心里留下难以治愈的伤疤，和父母出去吃饭，三人也是闷着头互不说话，没有一点家的样子，“不自觉就燃起恨意，但这些真话我怎么可能跟心理老师说呢?说了妈妈就不会来接我，就更出不去。” 吴红说。
她只回答，“不恨了，原谅了，家里还有三岁的弟弟，不能家破人亡。” 每周重复一次，希望老师将自己的悔过传达给妈妈，她很明白，老师只是一个向家长报告的传声筒。
三个月后吴红成为老生，像小丽一样和新生谈心，只要新生有一丝想离开的念头，她就向教官报告。讨好教官的目的很简单，成为班干部或学生会成员，“因为待遇好”——班干部上厕所和洗澡没有时间限制，吃的饭和教官一样，逢年过节还能分到零食。学生会成员可以在校内任意走动，和男生女生随意说话。但吴红的内心一直阴郁，如果无法逃离英高特，她就想找一座高楼跳下去，“不说死，至少摔个粉碎性骨折。”
所有人都在伪装和沉默时，唯一说敢说真话的人是19岁的阿宝。在小丽记忆中，这是一个患有智力障碍的男孩，被父母送进来三年。在小丽的课上，他听不懂数学题，无法流利地说一句完整的话。但小丽喜欢和阿宝交谈，因为他从不设防，会告诉小丽哪些教官不好惹，从前发生过怎样的伤人事件。“他一说话就会露出两个牙窟窿”，小丽记得，“阿宝的门牙是被教官打掉的”。
知道了“斯德哥尔摩”的概念后，小丽变得更加谨慎，尽量不和其他人说话。这也让她更珍惜阿宝，还有班上11岁的小郭。“他特别纯真干净，会为能不能得到零食而发愁。” 小丽就利用下午谈话的时间给他补文化课，希望孩子不要成为教官那样的人。
伪装之下的小丽获得了更多信任与自由，还得到一次去校外搬旧电脑的机会。一个半小时的车程，窗外是一片荒芜的田地，另一侧蜿蜒流过一条河。久违地呼吸到校外的空气，小丽感叹：“好久没出来了啊!”
“斯德哥尔摩”还激起了她的愤怒。合约期满后，小丽主动要求在学校多待一个月，那时她已经拥有使用手机和穿便服的自由，本想留存一些虐待学生的证据，但还是放弃了，“因为胆怯”。离开学校那天，小丽记得有校领导专门对她说：“我希望你什么都不要带走。”
终点会是何处
2016年10月小丽走出英高特的大门，但她的内心还没有走出来，甚至有一年时间没有出家门。回家后，望着镜子里被晒得漆黑的短发，她不能接受自己，连家里养的狗一开始都没认出她，以前的女生衣服也被父母烧掉了。她把在学校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父母，他们也道了歉，“但是道歉有什么用?”
小丽离开家乡去了湖南另一座城市，把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上，想以此忘掉曾经的遭遇。她没有再剪过头发，因为剪头发会让她想起“小黑屋”。几年过去，梦到“小黑屋”的周期从几天一次慢慢变成几个月一次，后来几乎没再梦到。现在她已长发及腰，打算过几年开一家美容店，就可以经常去护理头发，“我现在明白只有变强才能把握自己的人生，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父母的怜悯上”。
小丽近照。受访者供图。今年7月，“豫章书院”非法拘禁案宣判，另一名跨性别者黄小迪也站出来曝光自己在两所学校的“性别扭转治疗”经历，这给了小丽站出来的信心，她通过LGBT组织联系媒体，希望舆论的力量能联合起来更多英高特的学生。
但同学之间当时不敢留联系方式，离开英高特后他们散落在各处，不知道怎么寻找到彼此。
张鹏杰现在19岁，开了一个煎饼摊养活自己，宁愿在同事家蹭住也不愿回家面对父母。离开英高特后，他不想再回忆那段过往，“只有恨，不想再扯上任何联系”。他现在只想多挣点儿钱，最好能彻底摆脱家人。
14岁的吴红回家后，有一阵子想做个好学生，坐在书桌前报复性地学习，每天凌晨一两点睡，五点多又起来背书。但数学单元考只拿了9分，她很沮丧，认为努力得不到回报，曾喜欢的英语口语比赛也不再参加，走路时都低着头，害怕看人，也害怕被人看到。后来她被诊断为中度抑郁和重度焦虑，开始药物治疗。吴红想过报警，但妈妈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她顺从惯了，也决定不再追究。
更多学生完全不愿再提往事。小丽能理解，四年前被送去“扭转治疗”的那一天她至今难忘。路上途径一个收费站，她曾大声呼喊工作人员，把自己的身份信息告诉他，想让他报警，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目前，英高特励志教育学校还在运营。拨打官网上的客服电话，一位自称龙校长的工作人员称，除了英高特学校总部，校方还在湖南湘潭、湖北黄冈开有两个分校，分别是“励铮素质教育学校”和“思义素质教育学校”，现有60多名老师和500多名学生。据媒体报道，去年岳阳市湘阴分校教官体罚事件后，该分校区已停办。
被问及是否存在打骂、体罚等情况，龙姓工作人员否认：“除了宿舍、厕所和澡堂，其他地方都有监控，家长可以24小时实时观看。打骂是绝对没有的，教官会罚孩子在操场跑圈，但受罚的都是整个班级。”
比起收集证据指控学校，小丽把更多的恨留给了父亲——“他依然在外面找小三小四，我劝服我妈和他离婚了，从这一刻起，我才感觉到终于脱离了原生家庭带来的痛苦，脱离了男权社会带来的痛苦。”
这些年，她和父亲一直没有见面，母亲也承诺再不干涉她的决定，但在回答母亲的话之前，小丽总要思索再三，以防再被欺骗。她也再没出去旅游过，因为不知道自己坐上的车终点会是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