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些留存申诉书大概只剩一半，它们堆叠在厨房拐角的一方矮桌上，散乱而厚重，全部手写，笔划舒朗，标准的A4纸大小，重量超过了7.5公斤，厚度是字典的五倍，累计超过一百二十万字，等同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再加上五本写满的日记(时间跨度从1984至今)，所有材料都在说一件事：五十四年前，江西莲花县小学教师汪康夫被指控强奸两名，猥亵十名女学生(全班共十六名女学生)，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他认为这是冤案，要平反。
汪康夫78岁了，有严重的胃病，常年便血，心脏也不好。他白日里昏昏沉沉，最清醒的时间只在凌晨两三点到天亮之间，他会准时坐到那方矮桌前，这是江西农村最常见的饭厅，不足十平米，靠着厨房，白炽灯昏暗，深夜四下无人，他孤身面对白墙，戴上老花镜，坐得端正笔直，执笔书写，偶尔停下，吸一口烟，反复删改字句。江西山区的雾气重，一点点围上来，这表示要拂晓了，他才停笔，照常出去工作，这样的夜晚持续了近四十年，他时常左手夹着廉价香烟，手指已被熏黄。
七十年代末，汪康夫就收到了那些女学生积极地回信，大意是老师没有犯强奸罪。1980年法院复查后，驳回申诉;1986年检察院、法院联合调查后作出“建议撤销原判，予以纠正”的结论，申诉仍被驳回。今年7月，江西省检察院在两个月前决定受理后，又以调取不到案卷为由中止审查。
在一百二十万字的材料里至少出现了7名律师的名字，其中一位跟了九年;汪康夫的微信名单里有55个好友，其中有17位是联系过他的记者。在过往的报道里，当年检举的女老师表示他没有犯罪。班上的班长和男学生也加入进来，现在，能够找到的8位涉案女学生愿意出堂为汪康夫作证，她们中一些人在几十年的自责中度过，觉得要把真话说出来。
思想家密尔有言，真话是会被谎言击败的，甚至会被消灭，我们看到的历史事实都是如此。但真话有一个优势，是它会一再被说出来，直到它找到适合生长的地方。
汪康夫站在家门前抽烟。张雅丽 摄“感觉自己就像个祥林嫂一样”
安静的时候，汪康夫显得严肃，银发竖起，双眉漆黑浓密。他不爱凑热闹，村里四百户人家，并不认识几个人。说到案子，汪康夫才会变得激动起来。跨度超过五十年的案情，他大概说了一万多字，只花费了五十分钟，每秒说三个字，中间没有喝水。案情卷宗上有什么内容，四十二年里找过谁，得到什么回应，他都一清二楚，就像这位民办教师在讲一篇再熟悉不过的课文，好像他的后半生就只干了这一件事。
当问到四个儿女的出生年份时，他停住了，记不清了。家里的旧杂志，汪康夫翻来覆去地读，每一天都像新的一样。而申诉的事，他讲了无数遍，那些法律专有名词，就像形成了肌肉记忆一般，条件反射式地从嘴里蹦出来，频率最高的词是“冤案”。
一方面，他在村里是孤僻的老人，而有一度，汪康夫又逢人便说自己的案子。跟亲家坐在一起，他总是要讲起申诉，这曾让小女儿感到有些心烦。
方桌上，最早的那一份申诉，日期是1989年，纸已泛黄，都记录了汪康夫五十四年前的命运斗转：
1966年，国家时局骤变，莲花县琴水小学的语文教师汪康夫在这天被公安带走。公安认定，他强奸十二名女学生;后经复查，莲花县人民法院判定，他强奸两名女学生，猥亵十名。
在法院保存的卷宗里，汪康夫的定罪证据材料一共有三份：当年负责找女学生们谈话的教师曹静安，贺恩莲所写材料各一份;琴水小学社教工作组撰写的《关于琴水小学教师汪康夫猥亵、诱奸女学生调查报告》一份。
审判极为迅速，24岁的汪康夫几无辩白，他最终获刑10年。
父亲曾是国民党军官，这是汪康夫唯一能够想到的理由。1975年，劳改九年后，他被提前释放。1978年，汪康夫开始申诉。次年，他陆续给当年的女学生写信，女学生们很快回信，并且全部否认了强奸、猥亵事实。汪康夫将回信交到法院，却在1987年的法院回复中，成为了他串供的证据。
他反复地找法院，当年的承办人对他说，你知道的我知道，你不知道的我也知道，我不是包公，就算是，我也没有尚方宝剑。
女生们写了证明，法院认为是串供;交了申诉书，法院收了，但未回复。汪康夫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只能寄希望于投递申诉信。
汪康夫在写申诉书。张雅丽 摄他决定继续写。
“我名汪康夫。”一篇又一篇，都是这样的开头。在那摞申诉书里，有很多封内容完整，但没写日期落款。那是他提前写好的，为以后写不动的时候准备。写到后来，那些字句开始出现在孙辈废弃的作业本上。这些是不能寄出的，变成了他的自言自语，没有人看，每天也要写一写，不然心里不踏实，似乎写申诉已经刻进了他的生物钟里，变成了一种漫长的习惯。
“感觉自己就像个祥林嫂一样。”他望着桌上那摞申诉书和日记本。
说真话的人们
2013年八月，江西电视台记者刘正报道汪氏宗祠祖像被盗案。采访结束，汪康夫叫住了刘正，递过来一摞厚厚的申诉材料。
回到南昌后，刘正时不时地收到汪康夫发来的材料。已经工作13年的刘正很清楚这件事的挖掘成本很高，他没打算报道。此后，汪康夫不停发，刘正就一直收，他默默地将那些材料收在一个文件夹里。一段时间后，汪康夫发的频率降了下来。然而之后刘正发现，汪康夫的QQ头像时常亮着，但也不跟自己说话，心里有点说不出的滋味。
左边为卷宗材料，右边为申诉书和五本日记。张雅丽 摄当申诉日记写到第五本，在第165页，一个日期被标红：2016年3月28日，转机来了。
这一天，汪康夫收到了刘正的短信。接下来的四个月，刘正做了四期电视节目，找到了那些横跨五十年的案中人：两名“被强奸”的女生尹福珍、洪仔妹，当年写过检举材料的女老师之一曹静安，司法机关负责人……
这是汪康夫第一次见到信里的人。
算起来，他只当过两年班主任，半个世纪过去，他已经认不得当时还是小学生的女学生们。2016年7月，刘正在北京找到了曹静安。她苍老虚弱，已经81岁。在镜头里，她说，“没有强奸这回事。”
报道发布后遭到了外部力量干预，但刘正坚持了下来。这些真情实感的证言，像是一块被推倒的骨牌。刘正的报道，将事件里的人们串连起来，他们的陈述让事件的轮廓浮现，更多人开始回应汪康夫。
此后，汪康夫陆续接到了当年的同事和学生打来的电话。当时的班长李利元尤为积极。
1966年，汪康夫被带走的第二天一早，李利元像往常一样去了他宿舍，人不在。下楼的时候，碰上了汪康夫的舍友，他说，汪老师出差了，以后不要来找了。
很快，汪老师强奸女生的事传开了。“公安办事不会有错吧?”尽管不敢相信，但李利元和同学们还是被说服了。直到2016年7月，看到报道，李利元才知道了汪康夫的遭遇。他接受了刘正的采访，其他媒体也来了。期间，江西省高院曾表示，很快会联系汪康夫。
汪康夫并没有等到回复。他反而接到全国各地打来的陌生电话，电话那头的故事跟汪康夫相似，他们希望汪案有了进展，能分享经验。汪康夫把他们叫做“难友”，其中一个湖北的老人，还和他互换了微信。
2020年5月，李新恩用电动车带着李利元，用五六天时间，挨门挨户给女同学们送信，这是李利元写全班女生的一封公开信，希望她们能够站出来为老师作证。最终，除了一位已过世和三位难以联系上的女学生，李利元和李新恩拿到了八位女同学的证明。
害怕像当年被认定是串供一样，汪康夫不敢收下这些材料。这几份证明材料，被李新恩用一个公文包整齐地收着，记者来的时候，他就拿出来给大家看。李新恩夫妇也不知道，这份材料应该交给谁。
凌晨五点，汪康夫在家中。张雅丽 摄一百二十万字的申诉书
2018年，还是没有结果，汪康夫又整日地开始写申诉书，这一年，他写了61封，几乎每周一篇。
汪康夫记得，一审判决后，有十天可以上诉，他开始写第一封申诉信。看守所的管教劝他，别写了，万一改判死刑了呢?公安局最初认定，说他强奸了十二个女生，这是要判极刑的。但汪康夫照写。写到第五六天的时候，那份上诉材料的草稿还没誊写完，就被收走了。
几天后，在看守所的一间小屋里，二审宣判，过程不到半小时。法官几句话就把判决书念完，维持原判。
问，你还有什么说的吗?
汪康夫在被告意见上写：我没有强奸女同学。对面的法官没有搭理，出门走了。
1967年元月，汪康夫到鄱阳湖农场，劳改九年。
现存的申诉书里，最早的一封写于1989年9月。全文270个字，不少愤慨之词，“还我清白”、“滑天下之大稽”等。后来，他越来越注意措辞，写在2015年的一封申诉书，汪康夫改了9遍，都超过2700个字。
申请事项，事实理由，请求纠正……他换上了这些严谨规范的措辞，按照一篇刑事申诉状的格式书写。“事实理由”这一项，他来回换词，“政治迫害案”先改为“枉法诬陷案”，又换成“冤案”。他不知道，哪个词更容易被法院接受。
他想，也许换掉某些不合时宜的词，案子就能被受理了。数以千遍地书写，言辞趋向理性平实，那些年轻时激烈的情绪消失了。
“我这辈子，就是在法院里抬不起头。”汪康夫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没有电话，汪康夫要么步行六七公里的路，到乌石山的邮局去寄信。要么就坐班车，花一两天时间，亲自到县里的法院递申诉书。法院里的人，后来看到他的申诉书接都不接;庭长看他来，多数时间都说开会不在。
部分回信的信封。张雅丽 摄2000年，开始有了电话。早上九点，下午两点，他总会在这两个上班最早的时间，给法院打电话。“三点半、四点、四点半三次拨电话，总是无人接听。”
在他的日记里，与法官电话中谈话最长的一次，通话时长17分钟，是萍乡中院立案庭告诉他，他的申诉已收到，但不再受理。
当汪康夫的日记写满第四本时，时间到了2002年，里面不再有生活，只记申诉，给哪个部门打了电话，跟什么人说了什么。
2003年10月31日，是日记里为数不多的明媚的一天：
“从南昌回来后，每天思考如何再把申诉材料写得更有理有据。今晨终于写好，觉得比以前更有说服力一些。多日的沉闷心情顿觉开朗，信心更大。”
这是数千篇日记了少有的欢愉时刻，但也是无疾而终的一天。
律师和证人
2020年教师节这天，张玉环案的代理律师王飞，在微博写，汪康夫的案子，接还是不接?
“平凡的老汪”回复：恳请王律师接了吧。这个账号是小女儿替他注册的。随后，王飞无偿代理了这个案子。
这是42年来，汪康夫聘请过第7个律师。最初是县里的，后来是杭州、广东到北京。从日记里看得出，接案时，每一个律师都表现出信心，到后来，态度都逐渐变得冷淡。每换一个律师，汪康夫都重新鼓起信念，打定主意要把自己的申诉书送进法院。在王飞之前，律师代理费从五十，到两千，再到四万，但就是没有一个人把案子推进到重审程序。
合作最长的一位律师来自北京，此前的九年，汪康夫都在与他接触。起初，两人用QQ联系，后来，律师逐渐不接电话，回复越来越少。在2013年和2014年两年的日记中，他详细地记录了沟通情况。汪康夫询问案情的言说很长，而律师回复往往是“好的”“收到”。汪康夫想，哪怕北京的律师无所作为，也总比县城律师强。
律师们离开时的措辞大致相同，都说时间久、情况复杂。
角落里，堆着一摞半米高的《民主与法制》，这是中国法学会主办的一本权威刊物。早在1993年，他就试着给《民主与法制》、《中国检察报》等编辑部寄去过申诉书，甚至包括《今日说法》的主持人撒贝宁。结果要么石沉大海，要么申诉被转交给法院后，再无音信。
按那份汪康夫手写的电话清单，上面有九个女学生的电话。挨个拨过去，排在前面的尹福珍，在“喂”了一声之后快速挂断，直到打到第九位女学生，才接了电话。
今年八月开始，女学生们接待了五六家媒体。她们感到自己的生活被打扰，要求李新恩，不要再带记者来。
站在刘淑芬家门前，她显得有些机警，出于礼貌，勉强才让我进屋。据说，刘淑芬本人愿意作证，但丈夫不太乐意。
她快速地引我进门，领着我穿过好几个房间，最终停在一个幽暗的房间里。“他(丈夫)出去了，不然又该心烦了。”刘淑芬说。
她神情有些懊悔，胡乱抓了抓她半白的头发，“为了这件事，我一辈子揪心”。
当年的刘淑芬十三四岁，是班里比较瘦小的女生。课外活动时，她被一名女老师叫进办公室问话。老师当时让她写些什么，现在的刘淑芬已经记不清了。她只记得女老师递过来小小的作业本纸，要求她写，不会写，女老师就关上门出去吃饭，把刘淑芬留在屋里。为了不再被关着，刘淑芬最终照女老师的要求，写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内容。她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
刘淑芬反复地、小心翼翼地问我，“你说，这算‘关’吗?”似乎她害怕由于自己的话，再一次影响到其他人。
后来，她成了护士，在小学毕业的十几年之后，收到了一封汪康夫的来信。她才知道了老师入狱劳改的遭遇。
刘淑芬觉得自己可能害了老师，但又害怕负责。然而，汪老师并未来找她，但这像皮肤上一根倒刺，只有不触碰才会相安无事。
说到这些，她神情里自责的情绪加重，不安地用手掌来回摩挲自己的脸。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倒是两名公安来找过她，她做了一些说明，也不了了之。
李莲新却没有等来公安。当年，她被女老师叫进办公室问话，随便抄了两行别人写的。她等着公安来调查的时候，再解释。但是几十年过去，公安一直没来。今年，当班长李利元找到她时，她的证明写了两页，包括“我问心有愧，对不起老师”，并在最后，按了手印、签了名。
女学生李莲新的亲笔证明。张雅丽 摄此前，刘淑芬从未跟家人谈及此事。现在，各地的记者开始连续找到刘淑芬。她的丈夫非常不满，为什么这样的男女之事，妻子从未告诉过自己。刘淑芬跟他解释，老师是冤枉的，需要帮老师澄清。记者来多了，丈夫反而觉得让村邻觉得是自己家出了丑事。
“你还觉得这挺光荣吗?不要多管闲事!”丈夫生起气来就喊。
“我不能毫无反思，后果我自己承担，我不影响你，不影响家庭。”刘淑芬索性这样对丈夫说。
半个世纪的罪人
对于汪康夫而言，命运的吊诡在于，他后来意识到如果没有那个劳改农场，他可能在接下来的历次运动中丧生。
年轻时候的汪康夫。张雅丽 摄在鄱阳湖农场，汪康夫度过了整个动乱时代。在他被定罪后的半个世纪里，动乱结束，改革开放走过了四十年，宪法前后修订了多次，中国从落后贫困一跃成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大国，他出狱后建立了家庭，现在拥有了九个孙辈，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
劳改生活极为压抑，他九年来的活动范围只剩一间宿舍，一块空地和农田。犯人们之间相互提防。曾有人因为站在警戒线附近被举报，不承认，被打掉半条命。汪康夫的性格变得更加沉默、谨慎，自己的案情从不向狱友提起。
冬天尤其难捱。他摇晃着把土挑到有四、五层楼高的堤坝上，一趟一趟。每天三两米饭和水煮的蔬菜，汪康夫吃不饱。他在这里患上了胃病，往后的五十年里，时常便血，像柏油一样。
顶着劳改犯的帽子，汪康夫回到村里时已经33岁。他很快就跟同样“成分不好”的妻子结婚，生育了四个子女。被聘到村里小学当代课老师，这是教师中等级最低的职位，每个月领三十元的工资。
1989年，家里的三个孩子都已到学龄，他却失业了。通知离岗的第二天，他被医生告知，肾里有一枚大结石。住院，汪康夫听说查一次体温，需要两毛钱。所以每次护士抽出体温表，他都直接说体温正常。
那段时间，汪康夫刚刚联系上了县里的律师刘瑞庆，把借来的150元，交给律师，请求帮忙查卷宗。律师给出建议，让找教育局，请求组织调查。县里跑了三四次，县教育局明确地拒绝了他的请求。
11月15日，他在第一本日记里写下：
全家节衣缩食供我申诉，孩子们连冬天的鞋子都没有，母亲、妻子有病也只好拖延不治。要说我有罪，这才是我的罪啊!
汪康夫在饭厅里看书。张雅丽 摄在村里生活，汪康夫只出现在四个地方，在家里，去菜地，去石市村小学，以及等去县城班车的车站。“自卑啊，怕人家说是劳改犯。”过往同事们对他的评价多数是，对教学事业忠诚，为人沉稳踏实。被采访过的四位村民都说，他是冤枉的。
村民也确实相信了这位爱惜名声的教师应该不是强奸犯，但利益冲突常常会淹没理性。“劳改犯”“强奸犯”这类指控可以轻易击倒汪康夫。
因为用地问题，邻里间有了纠纷。汪康夫有理去争论，不多久，他却灰溜溜地回来。大女儿金凤问他，“他说我是劳改犯，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
“从小到大，只要有这种情况，我们家就没赢过。”小女儿珍珍说。
情绪会传染，珍珍长大后才意识到。她感受到家里弥漫着被压抑的氛围，来自家庭中快乐的反馈很少。2011年，珍珍结婚时，操持婚礼事宜，几乎全部由母亲一手操办。
中学时候，珍珍开始真正知道父亲是在申诉。她从来不会主动跟别人讲起，“说出去多少感觉没面子。” 直到后来，看到张玉环案的时候，珍珍哭了。她第一次从别人的案件中，试着了解到父亲被冤枉的感受。
“也不知道上辈子得罪了什么人。”汪康夫的妻子常说这句话，似乎这是认同命运的一个理由，让人平静，并且接受。汪康夫却不这么说，他谈到案子很难平静。
今年八月，汪康夫接到了省检察院电话，告诉他案件中止，再等等。
“要等多久?”汪康夫问。
“你不要老是在这边催我们，这个时间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电话那头说。
汪康夫平静地挂了电话。
今年7月，省检察院给汪康夫的回复。张雅丽 摄注：关于汪康夫案进程的部分资料补充如下：
1980年，莲花县人民法院进行复查。此次复查对当年的一审法官、参与教师贺恩莲、曹静安做了重新调查。一审法官和曹静安提到，没有对两名学生进行检查。贺恩莲谈到，学生谈话时带有引导，学生没写过检举材料。但法院最终仍以“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为由驳回申述。
1986年，吉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和吉安地区检察院做出联合调查报告，结论为：“认定无罪，否认原据，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以现有证据难以认定构成强奸罪，建议撤销原判，予以纠正。”
1987年，汪康夫向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后仍被驳回，理由是汪康夫提供的被害人信件是经过串供所得，不足为证。
1993年，莲花县法院决定立案复查，后回复不属于该院复查范围。
1999年，江西省高院将案件转至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江西省高院在转办函中写到，认定汪康夫强奸没有事实依据，没有被害人的控告、笔录、陈述。
2000年，萍乡市中院以与1987年相同答复驳回申诉。
2004年，萍乡中院将案件转到吉安中院，吉安中院告知汪康夫向省高院申诉。向省高院寄去申诉材料后，被退回。
中途，汪康夫的案件申诉被多次驳回、转办。
2020年5月，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此案进行复查。但7月29日，以原卷无法调取为由，中止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