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失独母亲的孤独半生:没有死亡证明,儿子冷冻17年才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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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你会怎样承受失去独子的痛苦,而且十七年后,他的遗体才得以火化?当你的伴侣也逝去后,你又如何独自面对这一切?如果你遭遇胡月琴的经历,你或许也会相信,人生就是一束永远穿梭在黑暗中的时间。

  文|周航 编辑|王珊

  新房子

  这间不到五十平米的两居室已经不成样子,铁质窗户塞满棉条挡风,卫生间瓷砖掉了两块,其余靠胶带固定。胡月琴真担心自己有一天要是倒下,保姆都不愿意来这样的房子照料。

  胡月琴是独居在这不成样房子里的女人,你也可以说,是这个房间里最后的战士。她67岁了,笑起来会露出上排牙齿,但她很少笑。为了保持健康,每天清晨7点出门,散一小时步,正好符合健康专家说的,“日行六千步,胜过人参补”。

  深秋的上海透着凉意,她戴了顶棒球帽,以免脑血管受寒。一路上,法国梧桐树不停飘落橘子般颜色的皱叶,踩上去声响清脆。用不了一个月,所有叶子都会掉完,到时候她会换上棉帽,捱过又一个冬天。

  她不能倒下,否则没人料理儿子的后事。自从四年前丈夫去世,她就成了孤独的一个。散步都找不到同伴,朋友们都老了,要么筋骨欠佳,下楼都难,身体好的也没时间,都在家带第三代。

  只有她还在忙过去的事。

  她的独子李奇乐,遗体一直冷冻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冰柜,头朝外,身子朝内,永远留在了20岁。胡月琴感谢殡仪馆,保管儿子17年多,但恨医院,相信是对方“医死”儿子,而且一直不提供死亡证明,让她没法火化、安葬他。

  她要战斗到底。这段时间,她计划聘请律师打官司,向医院讨要冷冻费,哪怕为此用尽积蓄,甚至卖房也在所不惜。“人活着不就为了一口气吗?”她说。

  位于上海东北角的这套房子是她最值钱的财产,也是仅有的栖身之地。担心自己随时可能会倒下,今年夏天,她找来装修队将房子整饬一新。

  很多东西一直留到现在,这回终于扔了。儿子玩具装了两个马甲袋,包括两三岁时买的一组六个变形金刚,当时花了120块,顶好几个月工资。小人书也有两袋,不少是舅舅舅妈送给侄子的礼物。他上学骑的山地车,她自己扛下了四层楼。还有一大堆关于胰腺的医书,儿子死后,丈夫买来研究,经常看到凌晨一两点。

  儿子的出生证,疫苗证,学生证,好几张奖状,舍不得扔,父子俩经常穿的衣服,也都留了下来。最后一共8个大纸箱,存进仓储公司。

  难过在所难免,但也谈不上多难过,就像隔着月球感受阳光那样,十七年时间已经冲淡了很多情感。

  装修后,这间屋子简洁、干净,甚至有点太干净了,家具一片纯白,看起来像没住人一样。她不开火,客厅和厨房没装隔断,油烟机从没打开过。所有东西都收拾得齐整,装水果的塑料袋都摊平后叠成小块,当垃圾袋用。袋子越积越多,一个人住实在没多少垃圾,经常几天才扔一袋。家里没有热水瓶,一个人喝,保温杯就足够了。

  “侬现在佬雷瑟个(很行的)。”老同事上门看到新屋,夸她能干。她笑着回答,都是被逼的,“事体到侬头上,侬阿雷瑟个(你也行的)。”

  家具家电都是她自己去挑的,她还会网购呢,经验丰富,比如一个专门拧罐头的塑料器具,还有客厅里的纯木高脚凳。

  她不会做饭,丈夫去世后,全靠一口电饭锅解决三餐,早上煮汤、中午炖肉、晚上煮粥,天天如此。

  很多老物件还在用。儿子喝奶粉的长柄勺,现在用来舀米。客厅里一把母亲用过的老式躺椅,布网坏了,她换成竹片继续用,每天散步回来,便不再外出,坐在上面看书,从图书馆借的网络言情小说,年轻女孩喜欢的那种甜宠文。这个时候,她可以藏起那颗破碎的心,短暂地忘记当年的事。

  17年过去,当年的一切已经成为了故事。这个故事她回忆过无数次,做过详细记录,也对很多人讲过,公安的,法院的,还有街道来调解的。如果需要,她可以对你条理清楚地讲上几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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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月琴在看电视,她每天都会看本地新闻。周航/摄奇奇


  故事总是从李奇乐肚子痛开始说起。那是2003年4月3日,星期天,他们带儿子去了新华医院。诊断结果是急性胰腺炎。两天后,开了第一刀。接着是第2次、第3次、第4次手术。

  那段时间,胡月琴和丈夫各拎一把躺椅,住进过道,日夜守着重症监护室。门上有扇小窗,但遮住了,看不见里面。怎么能睡着,心脏像有双手紧紧攥着一样痛,大脑像有一整支球队在打架,实在困了,就迷迷糊糊躺一会儿。

  李奇乐,寓意“少有的快乐”。他继承了胡月琴饱满的额头,父亲狭长的脸型,眼睛像两人综合体,眉宇间颇有几分英气。和父母一样,个子不高,一直坐第一排。

  这是他们的爱子,一生中最宝贵的成就。直到今天,胡月琴的微信名叫“珠妈”,原来是“猪妈”,儿子和丈夫都属猪,大家都说不雅才改了这个名。

  印象中只打过一次,六七岁时,他扒着她托人从外地买的24寸女士自行车,在小区里骑,搞丢了车锁钥匙,丈夫很生气,象征性地拍了他后脑勺,陪着一路去寻,也没找回来。

  奇奇,家里人都这么称呼他。奇奇喜欢小动物,养过蚕宝宝、巴西龟,有一次还捧回只小猫,不敢告诉爸爸,偷偷和她说,“很可怜的”。也和她一样喜欢看书,生日礼物就是让他自己去买书,有一系列福尔摩斯,还有卫斯理的小说,胡月琴也看过,还记得里面的人物流淌着蓝色的血。

  李奇乐和谁都能熟络起来。有时看到门口晒太阳的老人,直接就坐在一块聊上了。有的邻居搬走很久以后,在马路上看到,胡月琴还没开口,他就先打了招呼,“阿姨好”。他知道妈妈爱看言情小说,还找同学借琼瑶的书拿给她看。身边的人都说,儿子这么活络,以后一定有出息。

  胡月琴想一直留儿子在身边。李奇乐大学念的是法律。每天吃好早饭,他就骑上那辆山地车,去小区对面的同济校园上课。周末有空,一家三口会骑车一块去逛公园,他们总是一起出行,儿子骑在前面,夫妻俩跟在后面。

  突然之间,这像混凝土砌块墙一样朴素而坚实的生活就崩塌了,起因仅仅是“肚子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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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奇乐的学生证。医疗单子一张张送到手里。他们取出全部两万积蓄,卖掉郊区一个小房子,几年前6万多买的,换了十万块,很快就用完了。丈夫的哥哥姐姐拿来几万块钱,学校、同事和邻居捐助一部分,其余都是胡月琴借的。她也借不到那么多,印刷厂的领导帮忙从外面借。


  53天后,一切结束了。5月25日下午2点多,医生说,孩子快不行了,进去见最后一面吧。她和丈夫进了病房,孩子光着身,插满管子,她紧紧握着他的手,眼泪默默留了下来。

  走出病房,刚过去两分钟,医生拿来心电图,一条直线,正式宣告了李奇乐的死亡。他们再次走进病房,给儿子擦身,看到背后、臀部,全是压疮,一边擦一边流泪,穿好衣服,推进停尸房。

  回到家,打电话通知完亲戚,夫妻俩就瘫倒在床上。没力气动了。几个哥哥嫂嫂主动承担起后续,胡月琴说,他们去医院拿死亡证明,但被拒绝了,对方要求结清医疗费才能给,几次去都是这个结果,当时他们已经花去40余万,实在拿不出更多钱。

  只能先保存好遗体。李奇乐去世第二天,便被送到市区的宝兴殡仪馆,听家里人说,那里会用福尔马林浸泡遗体,不如宝山殡仪馆冷冻条件好,他们就办了转存。

  第三天中午,夫妻俩到宝兴殡仪馆,一起护送孩子过去。在外面,胡月琴还没哭,但上了车,拉开尸袋,就忍不住掉泪了。她看到儿子的面容开始变得软绵,像是要融化。不能多看,拉好袋子保温,身子朝内,头朝外,推进宝山殡仪馆12号冷冻柜。

  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到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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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月琴的客厅桌子,上面压着有关儿子治疗时的回忆。周航/摄徒劳的旅行


  胡月琴很安静,从不嚎啕大哭,只是默默流泪。失去孩子那年她50岁,丈夫56岁,眼泪在当时就流光了。如今最悲伤的时刻,回忆孩子的点滴时,她只是湿润了眼眶,仰在躺椅上,瞳孔蓦得放大,出神地望向空中。

  一直以来,他们都在试图追究医疗事故的责任,相信是医生拿儿子做了试验。刑警找上了门,说证据不足,劝他们改走民事诉讼,他们——主要是她倔强的丈夫一口拒绝。

  儿子死去几个月后,胡月琴才从法院的传票上知道欠费的具体数字,124925.37元。他们是被告,医院起诉了他们欠费。她相信这次起诉是一场报复,报复他们试图认定医疗过错。

  没人能接受孩子突然的离世。丈夫买来一本本关于胰腺的医书和法律的书,每天在那里看。原本定期会有家庭聚餐,胡月琴也不去了,实在见不得温馨的家庭场景。以前每年学校有几场重要考试,领导会安排她监考,赚笔劳务费用,也拒绝了,看到那些年轻的学生会让她想起爱子。外面的热闹与他们无关,每年过年,关好窗户,夫妻俩就躺在床上看春晚度过。

  但她还要继续在同济印刷厂做会计工作。早在1990年,丈夫就因支气管炎办了病退,1994年起就没有收入,从此家里只有她挣钱。同事都看到了她的憔悴,白头发从里到外冒了出来,瘦削得不成样子。在医院的53天,她从110斤瘦到了92斤。儿子出事时,她50岁,刚要退休,又返聘回岗,同时兼外面两份会计工作,用了几年时间还清外债,之后便和丈夫一样,全心投入给儿子“讨一个公道”。

  儿子刚走的一两年,清明,重阳,夫妻俩会去殡仪馆悼念,进冷藏室,见不到孩子,但能看到小黑板上12号还写着儿子的名字。后来冷藏室因为管理原因不让进后,也就没去了。

  每年5月25日都是一个难关。夫妻俩会提起,儿子已经走了多少年。刚开始的几年,一提就争吵,丈夫怪她同意开刀,她则埋冤丈夫坚持要刑事立案,一直拿不到死亡证明,送不走孩子。再之后也就不争吵了,只是商量着怎么上诉。

  以前,胡月琴就和丈夫吵不起来,周边住的都是熟人,不好意思吵。丈夫脾气不好,生气了就抬高声音,她最多就是赌气不说话,那时还有儿子两边拉扯,让他们重新讲到一块。丈夫身体出状况后,儿子又不在了,她就变得更沉默,总会让着对方。

  唯一手段是写信告状,公安部,教育部(医院系大学附属),甚至最高法,都寄去了诉状。和家里其他事一样,这件事也由丈夫拿主意,她充当助手,用笔记下他的口述,转至电脑,打印。最早两毛钱一张,逐渐涨到现在五毛钱一张。

  诉状基本都被驳回了。5年前,丈夫提出最后一搏,到纽约找联合国,找律师。胡月琴少见地提出了异议,觉得太不靠谱了,但丈夫急了,“儿子的事你就不管了是么,总归要试试看”,她听了也觉得有道理,试了也就没有遗憾,对得起儿子了。

  这么多年,很多邻居同事会劝他们放下,一切随着时间会好起来的。但她怎么听得进去,劝别人她也会,“但事情真的到自己头上,没人放得下的。”而且时间只是让人变得麻木,只要想起儿子,心依旧就会钻心的痛。只有最亲近的哥哥嫂嫂们不会说这样的话,他们只会说保重身体,才能更好“讨公道”。

  于是,这对年过花甲的老人踏上了漫长的旅途,那是他们第一次坐飞机,全靠着一张写满“华人区”、“旅馆”、“厕所”、“饭馆”这些关键字和对应英文的A4纸,在皇后区华人街找到了落脚点。合租的都是打工者,有人问起,他们只是说自己来旅游,这悲伤的故事实在难以向不相关的人说出口。

  这注定是场徒劳的行程。一年后,胡月琴独自飞回了上海,凌晨三点的浦东机场,灯光很亮,她背着两个包,前后各一个,两手各拉一个行李箱,走出通道,发现侄女在等她。侄女问,姑父呢。她说姑父已经走了,骨灰盒就在包里。

  回国不久前,在几户人家合租的房间里,丈夫做完饭,说自己有些累了,没吃就在床上歇了,然后就没了动静。他一直有高血压、心脏病,就这样安静地离开了人世。在华人街殡仪馆,他的遗体连带棺椁,一同被火焰吞噬、燃尽。

  说着说着,胡月琴就哭了,侄女也哭。第二天一早,二嫂来了,她早就看出不对劲,以前问她消息,总是说“我们很好”,后来成了“我很好”,但又不敢问。

  直到今天,丈夫的骨灰盒依旧放在家里,没有安葬。两个人生前有约定,无论谁先走,都要带孩子一块走(合葬)。她包上红绒布,放在从前儿子的房间的柜子上。上面还摆放了丈夫和儿子的单人照,还有两张一家三口的合照。其中一张还是电脑合成的,2003年初侄子婚礼上,他们与新郎新娘分别合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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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医院曾作出的回复。奇迹


  丈夫的离世让胡月琴一下子没了主意,一年后,丈夫曾经做法律顾问的哥哥也走了,儿子的事一直是三个人在跑,现在只剩她,连个商量的人也没有。

  她不再执着追求医疗事故的责任。她也老了,体检报告里问题一页纸都列不完,牙齿下排两边都装了牙套,左边五颗,右边三颗。牙齿就是从儿子生病那时开始疼的。她不再那么信任现代医学,降压药都不怎么吃,每天只吃半粒降脂的他汀类药片,怕斑块堵塞血管,突然倒下,丈夫就因为这个走的。

  她想趁着自己还走得动,尽快送走儿子。她不断申诉,讨要死亡证明,事情转到了医院,2017年邀请她去面谈,但是没有结果。

  知道当年事情的人要么调走,要么退休了,病例资料也都没了,只能保存5年。直到2019年初,凭借上海市卫健委一封回执,再次去医院,才成功拿到死亡证明,第一联的复印件。二三联已经丢失了,按照规定,第一联原件必须保存在医院。

  当天下午,她就去了公安局,想给儿子销户,换殡葬证明,但复印件不能用。她又讲了一遍自己的故事。对方听完,让她先回去,5天后打来电话,至此,儿子去世第十六年,她终于拿到殡葬证明。

  然而,十六年的冷冻费又成了难题。胡月琴相信这笔钱应由医院来承担,为此不惜要请律师打官司。11月6日中午,她见到了斯伟江,这位因代理李庄案、林森浩投毒案闻名的律师经常从事法律援助。

  会面一开始,斯伟江就提出,先安葬孩子,再专心打官司,胡月琴答应了,这让斯伟江也松了口气,他还怕她会倔强到底。胡月琴没说,要是丈夫还在,他很可能不同意这个方案。

  会见超过了胡月琴的预期,斯伟江不仅和她签了合同,还无偿代理。在律师离开去拿合同的间隙,她嘴角不自觉地抽动,心跳加快,呼吸也急促起来,吞下好几口空气。“心中一块石头落下了,就觉得终于有依靠了。”她说。

  总算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了。第二天清晨散步,她去逛了趟花鸟市场,三块钱买了袋山泥土,从小玩到大的老邻居给新家送了几盆吊兰和芦荟,原本快养死了,但后来她每天早晚喷水,又活了过来,其中一株吊兰还长出了坠丝。这些植物也是家里最有生气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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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月琴在逛花鸟市场。周航/摄这两年,胡月琴的退休工资已经涨到了七千多,每个月还有八百多的失独补贴。她一直很节俭,衣服仍旧是上班时穿的,缀着碎花的素雅款,黑色涤纶裤子也穿了几十年。去超市,要遇到优惠活动才买速冻饺子。攒下的钱,她要安葬儿子和丈夫,以及为自己生病做打算。


  今年10月,她去了一趟殡仪馆,问冷冻的具体费用。当时她还想见孩子,但被拒绝了。宝山殡仪馆的张燕听说后打来电话劝她,孩子的面还是先别见了,17年了,容貌已经不成样子。

  馆内知道这件事前因后果的也只剩张燕了。她从当年的小张成了现在的老张。张燕还记得,当年是一个男人苦苦哀求,就差下跪,她才打申请,同意接收了遗体。刚开始的几年,这个男人会经常来看望,她一直以为那是孩子的父亲。但胡月琴说,那其实是自己的弟弟,他住的离殡仪馆近。她也是听张燕说起后,才知道弟弟经常会去看自己的小侄子。

  现在,张燕的工作就是处理这些长期滞留的遗体。她最熟悉的数字是10950元,这是一年的保管费,几十年都没涨过。他们大多因为医疗纠纷或是遗产纠纷搁置了后事,她每半年梳理一次,给家属打电话。她的名单上有100个人,最久的从1999年就保留到现在,但和很多人一样,家属电话已经打不通了,她也不知道应该拿这些遗体怎么办。

  张燕对李奇乐印象特别深,他那么年轻,又有一个容易让人记住的名字,而且这么多年后,家属还能联系上,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会见过去四天后,斯伟江把爱心人士捐助的20万打到了胡月琴账户上,胡月琴去办手续,在政策范围内,殡仪馆为她免去了十万。这笔钱是自己能承受的,于是她把20万又退还给了斯伟江。

  减免前,她还特地问斯伟江,这会不会影响之后向医院起诉,得到否定的答案才申请。她依旧坚持要向医院讨要冷冻费,以及一个道歉,为何可以因为欠费就不提供死亡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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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胡月琴终于拿到死亡证明复印件,换取了殡葬证明。度过时间


  11月14日上午,星期六,离世十七年六个月后,李奇乐的葬礼在宝山殡仪馆最大的告别厅举行。十多个家人都到齐了,包括她年逾八十的大哥大嫂,晚辈搀扶着过来,还有丈夫的姐姐和嫂嫂也拄拐到了。

  儿子的脸被风衣领子遮了起来。胡月琴个子小,隔着花圈看不到。之后两个兄弟和两个侄子给棺材上钉,也拦住了她,劝她别看了,她也没有坚持。

  合上棺材,胡月琴再也抑制不住,扶着灵柩放声哭了起来,不再是以前那样默默哭,而是嚎啕大哭。

  无论如何,总算把儿子送走了。她捧回了骨灰,将它和丈夫骨灰放在一起。她还没想好怎么安葬,没有后人,就算买了墓地以后也无人打扫。也许会选择海葬。儿子的照片,她想在生前处理好它们,但不知道应该烧了还是撕碎扔掉。就像算账时不能搞错一个数字,她总是愿意把事情考虑得尽量周到。

  打完官司后的事,她还没想过。也许会像河水,听凭自然,顺流而下。

  固定的作息又恢复了,每天早上7点准时出门散步。回来继续看书,还是她年轻时爱看的言情小说。她知道书里面都是瞎编的,纯粹消磨时光。她经历的现实就没有一见钟情,都是日子久了,成了亲情。她有时候会想,是不是结婚生子也不是必要的,那样她或许可以一直留住幸福的时光。

  那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作为家里唯一的女儿,她曾经受尽宠爱。结婚后,她分到自己的小房子,后来又搬到鸳鸯楼,二十多年前又搬到现在的两居室,始终没离开过同济新村。这方天地就足够了,她曾经想过,等李奇乐成家了,就把这让给他做婚房,自己和丈夫搬到郊区去住。17年过去,这间屋子已经从当年的20万涨到了500万,但对她来说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坚持起诉,钱也是最次要的。她早就过了这个阶段。曾经她也在单位积极表现,努力升职,自从儿子走后,她就发现这一切都不重要。见到几个晚辈,她总提醒,最重要照顾好身子。

  她至今还欠着医院那笔医药费,当年因为区人大常委会的发函暂停执行,哪怕这次官司会重新激活这笔钱,她也要坚持追责对方曾以拖欠医药费不给死亡证明。

  “桥归桥,路归路,该我付的钱我会认。”她说。

  前几天奔波儿子的事,她一直没睡着觉。送走儿子那天,她终于又睡着了,迷迷糊糊得睡上两小时。自从儿子走后,她的睡眠就成了这样子,这几年她总是听着听书软件睡觉,有时候醒来发现听过了,再调回原来的位置。

  第二天醒来,吃完早餐,散步。接着是午饭。傍晚喝完粥,5点半准时拉上窗帘,看本地电视新闻。9点电视剧播完,拉开窗帘,映着窗外的路灯睡觉。

  夜深以后,除了马路上偶然驶过的汽车声,只有秒针的走字声。这块方形钟表从1996年用到现在,取下来时外框碎了,一度拿到了垃圾角,临扔前反悔了,她看到它还在走字,又拿回卧室,放在电视机柜上,斜靠着墙。咔哒咔哒,一秒一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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