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娜娜今年30岁，却有着八九岁的身体，一米三左右的个子，胖乎乎的脸蛋比成年人的小了几圈，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声音也是童声。混在五六岁的孩子中间，几乎不觉得突兀。
她是一名袖珍人，在郑州康达能力训练中心做助教，帮助自闭症等特殊儿童做康复训练。平日里备受歧视的身体特征，成了被特殊儿童接纳的优势，使她能以玩伴的身份，在课堂上做正确的示范，并帮助主教老师调动气氛。
在训练中心，这些助教又被称为“影子老师”，项目启动至今7年，累计近50名袖珍人在此工作，目前在职的有12人。他们中的多数都曾因为身高而求职艰难，或者自卑地躲在家人的庇护下，直到遇见这些特殊儿童，才感受到自己的社会价值。同时，他们不得不面对，用赚来的钱打激素增高，还是就这样陪孩子蹦蹦跳跳?40多岁后，一旦身体迅速退化，又将何去何从?
课间空闲时，“影子老师”留在教室里学习自闭症儿童陪护的相关知识。学生中的“卧底”
网红儿歌响起，教室的特制地板出现明显的震动，娜娜拉着几个孩子绕着教室转圈。打头的男孩穿着蓝色马甲，后面的孩子都在和娜娜对视、互动，他却神情恍惚，四处张望，不时吐几下舌头。娜娜一松手，他便不再前进，在原地挠着头。
这堂音乐游戏课正要开始，年轻的女老师组织大家搬来板凳，8个“小朋友”坐成两排。实际上，只有前排的4个是学生，剩下的是“影子老师”。
“影子老师”协助孩子们参与音乐游戏课程。娜娜负责的正是蓝马甲男孩，今年4岁，两个月前刚入学时，总是躺在地上哭，连简单的跟随都做不了。他还不会表达上厕所的意愿，有时会把屎尿拉在裤子里，都是娜娜收拾。这天，他直接在教室脱下裤子，娜娜眼疾手快，一把提起裤子，带他跑去厕所。
有时，男孩好像突然切换回了自己的世界。玩响鼓时，老师让大家敲击，他却自顾自地摇晃;大家在做体感游戏时，他会突然跑向投影的幕布，靠着放空。每到这时，娜娜需要提醒他，或者和主教老师，也是大家口中的“大老师”一唱一和，做出正确的示范。
“影子老师”引导孩子完成游戏动作。音乐游戏课之后是小组课，以集体游戏为主，穿插简单的问答。还有两位“影子老师”和娜娜一起上课。一位最为娇小，身高约一米一，两岁左右的孩子，经常分给她带。另一位则最为年长，今年39岁，与其他“影子老师”相比，脸上已经有些中年人的模样，但双手的皮肤还像孩子一样细腻。
这天的主要活动是丢手绢，他们和“大老师”相互配合，让每个学生得到适当的锻炼。有时候，要跟自己的学生说悄悄话，引导她丢给水平相当的小朋友。学生跑摔了，他们会故意多跑一圈，让学生抓到自己。女孩不爱丢给男孩，也靠他们在中间创造机会。有人说，这些“影子老师“就像安插在学生中的“卧底”。
娜娜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这家训练中心成立的最初几年，课堂上还看不到袖珍人的身影。从2002年开始，第一批学生多是智力障碍儿童，不久后，逐渐接收自闭症儿童，目前是郑州乃至河南省最大的一所针对自闭症、语言障碍、学习困难、脑瘫等特殊儿童进行综合性康复训练的基地。
主任岳亚非说起，首个入职的袖珍人是洛阳师范学院的本科生，因为身高，找工作屡屡受挫。他看到报道，认为此人的学历、形象和能力都很优秀，便招了进来。
通过她，岳亚非接触到更多的袖珍人。2013年，当地的袖珍人艺术团开了间西餐厅，他常去捧场，但不到一年，餐厅就倒闭了。后来，20多名袖珍人几乎都成了待业者。
那时，训练中心的管理层探讨出一个方案：这些人的目光和孩子是平等的，能不能请他们来，做孩子的小老师?于是，他们在团里招募了五六位有意愿的袖珍人，开始自闭症康复教育的上岗培训。
起初，也有家长不认可，课上了没几天，就要换掉“影子老师”。并非老师做得不好，只是“看着不舒服”。岳亚非劝了半个小时，没有任何作用。他仿佛感知到家长的潜台词：“我的孩子本来就有缺陷，你们还要再安排一个残疾人过来?”
教室外，家长们紧盯监控屏幕，看孩子们上课。大约过了一年，质疑声慢慢消失，家长对“影子老师”的需求量增长了很多，项目也得到残联领导的表扬，被称为“以残助残”的典范。训练中心认为试点很成功，开始招收新的成员。
娜娜就是被第一批老师介绍过来的。2014年入职至今，她接手过上百个特殊儿童。有的洁癖严重，鞋沾上泥就要死要活，洗净之后也拒绝穿，雨雪天直接向学校请假，就怕踩上泥巴;有的存在刻板行为，从家到学校的路线、方式必须固定，有天临时改乘出租车，便要大声哭闹。在她和“大老师”的帮助下，这些孩子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如今，她已经算得上一位成熟的特教老师。3个月前，中心18周年校庆，她被评为年度优秀教师，是唯一获奖的“影子老师”。冬天是中心的淡季，许多外地的孩子受不了郑州的气候，回到老家，第二年春天再来康复。即便如此，每天的9节课，娜娜总被安排得满满当当。
为了提高孩子们在集体活动中的表达能力，老师们让他们坐到教室中央，带领大家做动作。一个平等的机会
“影子老师”是娜娜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早年间读技校，能接纳她的专业寥寥无几，父母替她选了幼师专业。她只能上文化课，舞蹈课的老师觉得“动作有危险”，钢琴课的老师说：“你的手根本够不到八度(琴键上的音程距离)，就不用学了。”
勉强毕业后，因为自卑，她整日待在房间，漫无目的地看电视，除了吃饭，几乎不踏出房门。这种低迷的状态持续了至少半年，姨妈看不下去，把她接到家里，请她帮忙接送儿子。
她被推着走入社会。起初，接送表弟时，老师会因为身高而质疑她的身份，她不怎么解释，反倒是表弟出面维护，说姐姐是个大人，什么都会。久而久之，老师了解了情况，会当面表达认可，并鼓励她找工作。但她还是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什么也干不了。
表弟毕业后，她先后在姨妈的药店和舅舅的服装厂做过活。她觉得，这些都不算工作，只是给家里帮忙。在服装厂，她没有正式岗位，哪批衣服赶不完，就去哪个组支援，陪他们加完夜班，白天睡到自然醒。工资直接给到母亲，她也没什么意见。
她曾短暂地有过去北京打拼的念头，那里有个袖珍人皮影剧团，看了剧团的照片，她心动了：“妈呀!世界上除了我，还有别人也这样。”但父亲不许她去：“那么远，人家给你装麻袋里，一背就走了。”她吓得够呛，打了退堂鼓。
娜娜和小伟。后来，她和同是袖珍人的小伟结了婚。两人在县城开了间手机维修店，客户的信任很难积累，有人看到店里只有两个“小人儿”，扭头就走。
应聘“影子老师”，是她人生中第一次勇敢出走。她没有告诉父母，直接在马路上拦了辆大巴。没过多久，在郑州打工的表哥接到家里的命令，出现在中心门口，声称要把她锁进宾馆，次日送回老家。她坚决不从，难得遇到一份“身高是优势”的工作，怎么也要尝试看看。
几天后，佳佳坐了27个小时的硬座，从哈尔滨来到郑州，和娜娜搬进同一间宿舍。她的出走也遭到父母的反对，母亲甚至放下狠话，说要死给她看。现在提起，她仍会落泪。
与娜娜不同，她很早就渴望跳脱家人的庇护，真正自食其力。但现实很残酷，她找了几个月工作，每三五天扫一次街，前台、收银、服务员，都是门槛不高的活，却从没应聘成功。多数时候，拒绝的理由很委婉，比如“我们已经招到人了”，或者“我不是老板，说了不算”，也有不留情面的，叫她“赶紧回家找妈妈”。
后来，她只能去翻小广告，找些在家做的活。她刷过单，串过头饰，也做过游戏代练。父母希望她到了年纪，找个合适的人嫁了，只有弟弟支持她，觉得那样的人生太无趣了。
她一直在等一个平等就业的机会。直到2014年，一位袖珍人网友推荐了“影子老师”的项目，她觉得机会来了。
与特殊儿童相处时，袖珍人的身高是一种优势，可以和孩子平视，有一样的童声，孩子们会更愿意接近。陌生的羡慕
娜娜清晰地记得自己在入职第一天的忐忑。这里什么样的孩子都有，有的会随地大小便，有的会躺在地上打滚，有的生起气来，会故意磕自己的头。那时的娜娜对他们不甚了解，和多数普通人一样，有不解，也有惧怕。她想，我干得了吗?有些孩子比我还高，万一给我一巴掌，不得把我打晕了?
她的第一个学生只有两岁多，长得白白胖胖，很是可爱，但除了“妈妈，吃糖”，其他什么都不说。家长说，原本孩子的语言功能是正常的，一年前遭遇车祸后，出现应激反应，不再说话。
“大老师”告诉娜娜，要做个“先知”，提前预测学生的想法。他喜欢画公鸡，娜娜就要提前准备好纸笔。同时，要像电视剧的旁白一样，描述他的心理和动作。“我要拿画笔，我要画公鸡……”娜娜每天帮他配上大量“旁白”。一个月后，他突然开口说，自己想要某个玩具。
家长高兴坏了，不停向娜娜道谢。她第一次觉得，自己真的对这个社会有用：“除了家人，也有别人能认可我。”
娜娜用手机录制着孩子在课堂上的表现，便于下课后和家长交流孩子当天的进步。从前她总在想，为什么世界上有我这样的人?小升初时，明明录取名单上有自己的名字，初中的老师却不相信，说她跳级跳得太快。她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回家和母亲哭诉。后来她四处去开证明，直到开学一个星期，才坐进教室。
学生时代，言语暴力一直围绕着她。小时候懵懵懂懂，没有受到太深的伤害，到了初中高年级，她的心智逐渐成熟，越发在意那些冷言冷语。她开始有了报复心理，不再认真学习，每天混日子，打不过那些嘲讽自己的同学，就瞄着他们自行车停的位置，一下课便跑出去，挨个把气门芯拔掉。
佳佳读初中时，也曾受到同学的羞辱，“特别是男生，要不弄个毛毛虫，要不揪你头发”。她反抗的方式是使劲学习，后来，三门主课的老师都选她做课代表，那些羞辱她的同学，全跑来借她的作业抄。
她们都曾觉得，命运对自己最为不公。成为“影子老师”后，面对众多特殊儿童，这种想法被动摇了。
在做康复训练的儿童。有位八九岁大的唐氏综合症患儿令佳佳印象颇深。这个男孩在中心训练了四五年，很多“影子老师”都带过。在他很小的时候，母亲得知他的病情，决定离家出走。后来父亲再婚，生了个健康的宝宝，也不再管他。几年来，他的衣食住行全靠奶奶照顾，父亲偶尔打些学费，多数时候，奶奶靠拾废品补贴家用。如今老人70多岁了，每天送孙子来做康复，走路都颤颤巍巍，孙子躺在地上耍赖，她也拉不动了。
曾有家长对“影子老师”说，宁愿孩子和他们一样，虽然不长个，起码能照顾自己、养活自己。这种陌生的羡慕，带给他们的不是快乐，而是心酸。
孩子们学习相互分享食物。他们懂得被异样目光注视的感觉，因此对学生投射了更多同情。每次提起学生，娜娜总是避免提及自闭症、脑瘫等字眼，只说这个语言弱一点，那个肢体弱一点。有次，一位记者问她：“如果给你一个自闭症小孩和一个袖珍人小孩，你选哪个?”她深感冒犯，当场怼了回去：“你去问我们领导吧!”
袖珍人很难生育，中心的教务主任问过不少“影子老师”，是否有意愿领养孩子，没有一位给出肯定的答案。他们都说，不愿把自己受过的压力传递给下一代。“我们不领养，会有更好的人把他们领走。”
在岳亚非眼里，有时，他们会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有位“影子老师”曾每天扶着学生上下楼梯数十次，后来手腕长了脂肪瘤，确诊后，他什么要求都没提，换了只手，继续扶着学生练习。后来，学生每次在午睡时醒来，都会钻到他的被窝，抱着他的脖子，用很纯洁的眼神看他，“就像自己的孩子”。在几位女老师的小群里，到了放假，有人会发，想我家谁谁了，其他人便回，谁家没有似的。
“影子老师”要付出更多的耐心，和孩子完成同样的动作。孩子们趴下，他们要跟着趴下，孩子们在地上躺着，他们也要跟着做。放弃长高
一天的课程结束，娜娜和丈夫小伟打扫完教室，骑着电动车回到出租屋。路程不远，5分钟就能骑到。小伟养了十几条孔雀鱼，回家后，来不及脱掉羽绒服，便跑到鱼缸前喂食。
几天前，他们刚刚搬进这个40多平米的开间，行李还没收拾妥当。网购的家具和装饰品还在配送，吃饭时，娜娜在泡沫塑料上垫了个抱枕，试探着坐下去，开玩笑道：“不会撑不住我吧?”
小伟回到家中。他们决定不在郑州买房，尽可能地享受生活。去年，两人用攒下的几万元买了辆国产车，平时停在中心门前的免费车位，假期时叫上其他“影子老师”，自驾去近郊游玩。
娜娜对现状比较满足，觉得“挺安逸的”。相比几年前，她放下了一些执念。
来中心工作的第二年，她想起了小时候的愿望——以后挣了钱，再去注射能让自己长高的生长激素。她去医院咨询，得知骨骼尚未闭合，还能打针。但医生说，打针就像化肥催熟，在长高的同时，可能出现骨质疏松等问题。到了这个年纪，如果打针，尽量在家养着。
游戏结束后，老师们为表现出色的孩子戴上头花，以示鼓励。娜娜曾非常渴望长高。小学三四年级时，父亲带她来郑州看病，医生直白地说：“你们家的一百元钱能垒多高，孩子就能长多高。”那时，一针生长激素一百多元，一天一针，一个月就要花费三四千元，比北京每平米的房价还高。娜娜的父母以务农为生，收入不高，这个数字是全家大半年的花销。
父女俩面面相觑。如果年龄再大一些，娜娜会因为家里的条件而放弃打针。但那时的她“觉得自己真的很小”，一次，医生说她有90厘米高，她没有概念，跑去问父亲。父亲拉开卷尺，比一只胳膊长不了多少，带给她很大冲击。
她想打针。父亲留下回家的路费，剩下所有的钱换成26针生长激素。26天后，药用完了，他们回到老家，决定攒了钱再来。父亲比着她的头顶在门沿上画了一道，说她长高了些，她很开心，也没计较长高多少。“现在想想，我爸每年都画上去一点点，长没长高也不知道。”
音乐游戏课上，孩子们和“影子老师”互动。那位最娇小的“影子老师”，也曾为长高付出很多代价。她从5岁开始求医，从老家到省会，再到北京，父母借钱带她四处奔波。每次检查至少抽5管血，有时抽得晕了过去，“医生给个白药片，吃了才好一点”。
她说，自己小时候是个“药罐子”。只要宣称能长高的保健品，父母都会买给她吃。家里的写字桌用厚玻璃压着各种广告，安利、生命一号、太阳神、21金维他……花了不少钱，却没见到成效。
如今，她和娜娜都放弃了打针。她们想要维持这种能蹦能跳的生活，继续陪着中心的孩子，直到干不动的那天。
“影子老师”更像是特殊儿童的哥哥姐姐，陪伴孩子进行康复训练。没人知道确切的时间，娜娜说，袖珍人的退休年龄会早于普通人：“别看我们现在像个小孩，到了一定年纪，身体退化得很快。”只是眼下她还无需焦虑，“再干10年应该没有问题”。
对于那位39岁的“影子老师”，这个数字或许有些奢侈。从前，中心有对比他年长的袖珍人，男的45岁，女的41岁。近几年，他们的体力明显跟不上了，女老师还在抬玩具车时扭伤了腰，落下病根。今年复工后，他们便辞了职。校庆时再见面，女老师甚至连走路都有些艰难。
他们希望一直守着，学生则是来往不停的。这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学生毕业了，就不要再联系。彻底脱离老师的帮助，才算真正成功。如果突然联系老师，可能意味着情况出现了反复，需要再做康复训练。
娜娜保留着很多家长的微信，但很少找他们聊天，只会默默在朋友圈里寻找学生的动态。最近，她看到去年带的一个轻度脑瘫的男孩，在老家读了新的幼儿园。“乖乖，走了就不要再记得老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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