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由社科院近史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辑，经四川人民出版社刊行的十四册《近代稗海》，是众多近代史料丛刊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此外，中华书局“近代史料笔记丛刊”，岳麓书社“近世文史资料”，上海书店“民国史料笔记丛刊”，亦皆可观。
而山西古籍出版社“民国笔记小说大观”，以“民国”为题，所收资料大半与晚清有关，只是这套丛书的编辑质量不是一般的差，错讹之处，触目皆是，不管用以阅读还是研究，都不合适。
谨就所知，或以史料的重要性，或以趣味性，对中华版“丛刊”略加评述。
与晚清有关者。
许指严撰《十叶野闻》，所述有早至清代开国时的野史，远非“近代”所能范围；书中与晚清有关的野史、秘闻，文字生动，措语大胆，读来趣味不小，但是，失实乃至臆造的地方也很不少。严格说来，此书未经辩证，不附校注，并不适合作为史料收入丛书。“丛刊”另收有同一作者的《复辟半月记》，也是“难免失实”，然编者对书中收录的公文电报，“凡找到出处者，均据原文校对并指出异同”。相较而言，後者作为史料的有效性即大于《野闻》。
书名有个“野”字的，还有一本《清代野记》（张祖翼撰），叙事严谨，几乎每则笔记都注明了消息來源，可信度（或云可验证度）非《野闻》可比。如，叙彭玉麟传纸条给曾国藩，上书：“江南半壁无主，老师其有意乎？”劝国藩称兵自立。国藩一见大惊，立即将纸条撕碎咽下，连呼：“不成话！不成话！”听上去，这像一段评书，不好说是史实，但作者说此事闻诸某人，某人又闻诸倪人垲，而倪氏则是国藩的巡捕官，当时亲睹此事者。于是，读者不论要证实还是证伪此事，都可据其提供的人物线索进行深入考察。
同样记录传闻且可信度高的，还有陈灨一撰《睇向斋秘录》。作者的伯祖，是参与了晚清“惊天”大事件的陈孚恩——如，在道光朝权臣穆彰阿授意下，威逼政敌王鼎（大学士，以自杀作为“尸谏”）的儿子，不许他向皇帝呈递不利于穆彰阿的遗摺；又如，在咸丰朝权臣肃顺的指挥下，与西太后、恭亲王、醇亲王诸人进行争夺政权的交锋。因此，要谈晚清政坛的密辛，陈灨一堪称家学渊源。他并创办了《青鹤》杂志，专门刊载稀见的佚文逸事，又请一些“高干子弟”和名人後代——如大学士祁寯藻、巡抚吴大澂、文廷式及王闿运的後人——提供家藏史料。“丛刊”所收《〈青鹤〉笔记九种》，即取材于此。
此外，“丛刊”中《滇輏日记》《国闻备乘》《梦蕉亭杂记》《陶庐老人随年录》《东游纪程》诸书，作者或为亲历枢要的高官（如花沙纳、陈夔龙），或为熟悉掌故、博闻多见的士大夫（如胡思敬、王树枏），所载多为信史，足补正史之阙，是後人借以了解近代史不可忽略的重要资料。但是，身亲其事并笔之于书者，也有不实不尽甚至故意作伪的，如恽毓鼎撰《崇陵传信录》。其书有关义和团战争时期的记录，已被当代学者指出不少的谬误，而在此期间他个人的言行与立场，更是粉饰多于实录。譬如，他对义和团的态度是“主剿”还是“主抚”，他对外国的态度是“主战”还是“主和”，以及他到底是“帝党”还是“后党”，是“清流”还是“浊流”？在书中，他愿意承认的都是前者。但是，参以时人的记载以及他自己的日记（《澄斋日记》，业已整理出版），读者却发现，他是支持义和团“灭洋”的，他是反对袁世凯“剿匪”的，他是明着说清德宗好话暗里为西太后遮掩劣迹的，也是投身权贵为虎作伥陷害亢直敢言的“清流”的。回忆录不一定就是实录，这是读史料笔记最需警惕的地方。
“丛刊”关于晚清史料的书中，最精彩的当是徐一士的《类稿》和《谭荟》，其书记事翔实，文笔修洁，组织严密，审断精核，不仅是单纯的史实撮述，更是独成一体的历史著作。瞿宣颖（晚清重臣瞿鸿禨之子，是近代学养深粹的学者），对其书赞叹不已，说足以“救济（传统）史裁之拘束，以帮助读史者对于史事之了解”，可视为“掌故之学”即将兴起的标志。然而，“掌故之学”并未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科目。可以说，一士的著作既是先声，也是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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