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公益上的努力，几乎可以被看作一项人类社会实验，其结果将昭示人类本能中朴素的善意到底能不能抵抗住世界的恶。
17岁的焦宇桐(右一)和母亲黄玫(右二)将募集到的物资捐赠给美国当地医院。
林韦煌是陈秋玉的大儿子，今年15岁。他小时候可不是个让人省心的孩子，父母在外地开餐馆，他在纽约跟着外公外婆住。作为家里的长孙，老人溺爱得紧，要星星不给月亮。可在学校，他又因为长得胖老被欺负，每次有人说他胖，他就会冲上去跟人打一架，常常搞得头破血流。他自己也说，那时候的确有些“anger issues”(脾气问题)。
所以要照他以前的性子，那天在公交车上因为戴口罩被人辱骂的时候早就一拳打回去了。那是3月初，纽约市关闭公立学校的前几天，林韦煌坐公交车去上学。当时纽约还很少有人戴口罩，但母亲陈秋玉和很多华人一样，眼看着疫情在中国肆虐，早早就让孩子们开始预防。一个醉醺醺的黑人看到林韦煌戴着口罩，在等车的时候就上来挑衅，问：“你有病毒吗?”到了车上，林韦煌掏出消毒纸巾擦拭座位，那个黑人又上来指着他对车上的乘客大声嚷嚷：“看那，他在干什么?”
别看林韦煌才上高中一年级，他已经长到1米78，又高又壮。可他当时什么都没说，安静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把头转向窗外。“我一点都不怕他，但我现在不跟人打架了。”他说。
林韦煌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父母离了婚，陈秋玉一个人带着林韦煌和两个弟弟妹妹，又做餐馆又做指甲店，一周工作七天。林韦煌好像一夜之间就长大了，“我看到妈妈一个人带着我们，工作那么辛苦，我觉得自己不帮忙还添乱实在太不应该了。”
从那儿以后，林韦煌不仅开始认真学习，还养成了这个年纪的男孩子中极其罕见的一个习惯：帮妈妈做家务，打扫卫生、煮饭、备菜样样都做。这些年来练出的本事，在这次给医护人员送饭的过程中派上了大用场。
做一点好事
送饭这件事是这样开始的：纽约皇后区森林小丘地区的华人妈妈们在微信上有个妈妈群，平常就讨论一些带娃心得，疫情开始后，话题焦点转到抗疫。群里有个妈妈，先生在纽约西奈山医院西区重症病房，说现在病房爆满，医护人员中午都没时间出来买饭。妈妈们听得眼泪汪汪的，就想着能不能帮一把。有人开始在自己的朋友圈筹款，把钱攒起来给医护人员订饭。爸爸们也动起来了，有的亲自开车把饭送到医院。最开始连医护人员都觉得他们可能送几餐表示点心意就结束了。没想到就这么一顿一顿地筹措，西奈山西区重症病房的35名医护，连着吃了三个星期的热乎饭，直到医院情况缓和，医护人员说不再需要送饭了为止。
陈秋玉最开始是在林韦煌学校的微信家长群里听说的这件事，她马上要求加入。她家负责每个礼拜二给医护人员做一顿饭，每次做饭都是大人孩子一块儿上，蒸米饭、摘菜、装盒都是林韦煌带着弟弟妹妹们做的，陈秋玉和孩子们的继父高先生负责炒菜和送饭。林韦煌还带着弟弟妹妹画了一幅画送给医护，上面有一颗心、一座医院、一个地球和一个和平符号，还用中英文写着：“Thank you”和“医护人员你们辛苦了。”
这幅画被医护人员摆在重症病房的中央工作台上，这是林韦煌最激动的事。“医护人员收到这些东西很开心，我看到他们开心，我也很开心。”他说。
西区送饭结束后，陈秋玉家做的健康又美味的盒饭在医护人员中出了名，又有一家医院找到她，问能不能接着送，她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这家医院重症病房有40名医护人员，为此陈秋玉又买了一只电饭煲。
陈秋玉、林韦煌母子俩在疫情中不计成本为医护人员送饭，健康又美味的盒饭颇受好评。
做饭对她来说驾轻就熟，1993年她从福建长乐移民来到美国的时候正是林韦煌现在的年纪，住在当时还是广东移民地盘的纽约唐人街，不会英语也不会粤语，陈秋玉没什么朋友。读了一年高中以后，父母开了餐馆，需要人手，她就辍学进餐馆帮工，从此没离开过餐馆行业。
后来她教育自己的孩子时，并不特别要求他们要学业有成出人头地，但很注重培养他们开朗健康的人格，希望孩子们能建立自己的社交网络，交很多朋友，不要像她当年那样孤独。
“我参与送饭也是出于这个考虑，一是现在本来就停工了，在家闲着也是闲着。还有现在新闻里老说中国人不好，说我们把病毒带来美国，又抢口罩，抢洗手液。我们是小市民，又不能像政治人物那样发挥大作用，只能做一点好事，让别人别老觉得我们中国人什么都是不好的。”陈秋玉说。至于每顿饭的成本是多少?她却说不清，她根本没算过。
回报以朴素的善意
陈秋玉的想法跟很多在美国的华人不谋而合。疫情开始以后，美国针对亚裔的歧视性攻击急剧上升。在纽约，有亚裔人士在街上无端被人打一拳踢一脚，有亚裔护士上班途中在地铁上差点被恶意袭击者出车厢，至于那些被吐口水，被骂病毒的就更是司空见惯。
亚美正义进步会(The Asian Americans Advancing Justice)跟其他几家亚裔组织合作推出了“向仇恨说不”网页，收集针对亚裔的歧视攻击事件，在过去的两个半月，收到了超过1600单。在纽约，市人权局从2月1日到4月30日已经收到了308单新冠疫情相关的歧视攻击投诉，其中四成以上是针对亚裔的歧视，而往年同期的歧视投诉案件都只有个位数。
但同时，另一组数据也很抢眼。根据美国华人大联盟 (CAUFA)的统计，今年三、四月期间，全美各地区670多个华人草根组织自发行动、筹集了1500万美金，为美国的医院、养老院、警察局和其他机构捐赠了数百万个口罩，防护服等设备和无数顿免费餐。
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善恶共存，总是有人在受歧视，也总是有人在献爱心。但大多数时候，这是两拨人。当人们被世界恶意对待的时候，他们很难不心存怨恨，或至少很难有余力去顾及别人，以德报怨这种事多半只有圣人才做得到。可现在，在美国，上面两组数据的主角都集于华人一身。
这里面当然有出于自身利益的筹谋和考虑，但更多是源于人对同类超越肤色、国籍和意识形态的共情。在如今疫情胶着，中美关系又降到冰点的情况下，美国华人腹背受敌举步维艰。他们在公益上的努力，几乎可以被看作一项人类社会实验，其结果将昭示人类本能中朴素的善意到底能不能抵抗住世界的恶。
林韦煌在公交车上被攻击的时候，在与纽约一河之隔的新泽西，黄玫正忙着找口罩。网上有句流行语说，疫情阻击战，中国打上半场，外国打下半场，海外华人打全场。这句话在黄玫身上得到了完整体现。
曾经在黑龙江大学教国际贸易的黄玫，1994年随工作外派的先生来到美国，在这里开始从事纺织品进出口生意，她家里有公司，还回中国开过厂，最重要是生意中积累下的进出口经验和人脉，让她在这次疫情华人捐口罩行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一月份疫情在中国开始蔓延时，黄玫就开始帮着武汉大学等海外校友会筹措口罩往国内捐。那时候美国口罩货源还充裕，但个人在网上购买，一次也买不了太多，黄玫就请美国的医生朋友们帮忙，以他们的诊所为名，批发订购防护物资。1月30日美国华人捐回武汉的一批2万只N95口罩就是黄玫筹措的。
3月，美国疫情开始告急，这时候美国已经买不到口罩了。“那时候微信群里有朋友开始感到内疚，说都是因为我们当初把口罩都寄回了中国，弄得美国到用的时候没有了。我说我不后悔，以前中国急需我们当然应该帮中国，现在美国急需了，我们也要帮美国。”她说。
黄玫开始调动自己在中国纺织行业的关系寻找货源往美国运。有一次找到一批货源之后，她在青岛的朋友连夜开车一小时到供货厂去提货，生怕晚一步就没有了。“那时候所有人都盯着口罩货源，与其说是买不如说是抢。”黄玫说。
医疗防护物资出口需要特别资质，申请起来耗时耗力应不了急，黄玫打了擦边球，走民用快递把货运来美国。这不是个简单的事，为了节省运费，在那边需要朋友们帮忙，把成批的货品拆开，去掉单独的包装重新打包。在这边她调动了所有的朋友帮忙接收，一家收几件。然后她开着车把这些包裹取回自己家，全家人，上至九旬父母下至读高中的儿子，一起拆箱，再按这边不同机构的数量需求，重新打包分发出去。
就这样像蚂蚁搬家一样，她帮美国方面搞到了20万个口罩和5000套防护服，有些她和儿子一起送到医院，有些是医护人员上门来取，有些通过美国的华人机构捐出，美东地区至少有50家医院收到了黄玫筹措来的防护用品。黄玫所居住的新泽西小城Englewood Cliffs，很多华人家庭也加入捐款发口罩的行列，有需要的邻居只要说一声都可以免费拿到。邮差来送信，她也不忘赠送几只口罩。她自己为此搭进来近五万美金，光打包胶带就用了十几卷，现在手里的快递单足有两本书那么厚。
在筹集口罩的过程中，黄玫常常会灰心。“就是觉得自己的力量太渺小了，尽了全力还是杯水车薪微不足道。”让她鼓起勇气继续做下去的是个简单的想法：“多搞到一个口罩，可能就能减少一个人感染，减少一个家庭承受痛苦。”
在美国针对亚裔的隐性歧视一直存在，黄玫从小就告诉她的孩子，要想成功就必须要比白人努力优秀百倍。疫情开始以后，这种歧视成了显性的，她有时候出门会从周围人的眼神中感觉到他们对亚裔的敌意，“眼睛里有怨恨”。但也常有收到口罩的机构和个人给她寄来感谢卡或送上小礼物，那阵子她经常会打开家门看到门口摆着一束鲜花或者一盘刚烤好的糕饼。
“华人也不用太敏感，现在疫情这么凶，人们要找出气口可以理解。华人要想在美国赢得尊重，就得做出些让人尊重的事情来，用行动感化别人，其实大多数人心里还是有爱的。”
很多华人都说过类似的话，将心比心是华人文化中传下来的老理儿，是他们来了美国仍然恪守的祖训。比如费城的护士医师张兴，他1990年从福州亭江偷渡来美国时只有高中学历，在餐馆里做了19年，之后开始念护士专业，去年获得了博士学位。
疫情开始以后他工作的诊所关闭，他只需在家看诊。听说纽约上州他曾经工作过的一家医院因疫情人手紧缺，他主动回去帮忙。5月1日那天，他救治了一个疑似新冠化验却呈阴性的病人，那天他连续工作了17个小时，半夜开车回家时累得睁不开眼，就把车停在路边睡着了。不知睡了多久，张兴被警察叫醒，对方提醒他在路边睡觉很危险，他跟警察解释了原因，警察回到巡逻车里，打开闪灯，警示来往车辆，让他安心地再多睡一会儿。
那位病人后来被确认是假阴性，张兴就是在那天感染了病毒，但他说隔离期满后他还要再回那家医院工作，“他们很尊重我，我不后悔。”他说。以前在餐馆打工的时候，张兴曾被闯进来抢钱的劫匪用枪指着头，送外卖时也曾经被人打倒在地，但他并不觉得自己受过太多歧视。他说：“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因为救治一位假阴性病人，在医院当志愿者的张兴自己感染上了新冠病毒。
新泽西East Brunswick市市长Brad Cohen一定也是这样觉得。4月底，总部在广东中山的卡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向该市捐赠了两万个口罩，市长在给捐赠者签发的表扬状里把他们称为“我们共同社区的心脏和灵魂”，并说：“你们跨越地球来敲门，带来远在中国的人们的关爱，让我重拾对人性的信心。”
只有爱可以
“黑暗不能驱走黑暗，只有光可以;仇恨不能熄灭仇恨，只有爱可以。”这个故事说到这儿本来就该以马丁路德金博士这句名言结束了。但现实社会毕竟不同于童话，这里的故事从来都不可能有“王子和公主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一起”这样一劳永逸的结尾。就像金博士已经去世32年，美国黑白之间的矛盾不仅没能解决还愈演愈烈，华人在美国的艰难处境大概也不是光凭单纯的献爱心就能有彻底改观。在如今特朗普总统面临大选压力，对中国的狠招变本加厉的背景下就更是如此。
“后来我们发现捐口罩对消除歧视没什么用。”18岁的毛彬丞说。
这个纽约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在天津长大，高中时来美国读书。他不是没经历过歧视，比如到香港旅游时不会说粤语被人翻过白眼，刚来美国时英语不灵光，也被人当成是透明的。可直到2月7日那天，他从来没想到自己会在美国、特别是在纽约这样的多元大都会，会遇到如此昭彰的歧视。
那天毛彬丞到布朗士区去找同学玩，一下地铁看到一家副食杂货店，他就进去想买点东西带给同学。排队等结账的时候，有个顾客朝他走过来，指着他脸上的口罩大骂：“你这个病毒”，然后把手里半瓶矿泉水泼到了他的口罩上。“事情发生得太快了，我完全没意料到他会那样对我。我当时就愣住了，困惑不解愤怒所有情绪搅和在一块儿。”毛彬丞说。
他丢下手里的东西跑出店铺，甚至都没来得及仔细看清对方的样子，只大概觉得是个白人男性。他坐上地铁回家时一路都提心吊胆，看谁都像随时可能发起袭击的样子。他至今没敢把这件事告诉远在中国的父母，但那天晚上他在日记写道：“我是个亚裔，我是店里唯一戴口罩的，但我戴口罩并不是只想保护我自己，也是为了保护别人啊，包括他(攻击者)在内。”
那时候毛彬丞和他创办的学生组织东海岸包容反歧视联盟已经开始募捐购买医用保护物资，4月7日，毛彬丞因为领队筹到3万美金将购买的物资捐赠给了几家美国医院，上了纽约大学校园新闻网的头条。
“那个人攻击我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组织捐助医疗物资了，所以被叫病毒以后更是难受。那个人连我戴着口罩都要来攻击我，你送给他口罩他会在乎吗?别人该歧视你还是歧视你，跟你捐不捐口罩并没有关系。”毛彬丞说。
但那次事件之后毛彬丞开始关注针对亚裔的歧视事件。2月13日，东海岸包容反歧视联盟启动了“疫情中向歧视说不”的项目，他们在网上录制反歧视的视频，邀请同学们写博客分享自己被歧视的经历，还跟其他的文化机构和组织合作呼吁全社会对反亚裔歧视重视和反击。
陈冲、歌星王力宏等人参与的反歧视在线论坛，第三排右二为发起者之一的毛彬丞。
他们最近的一次活动是跟亚洲协会的南加州分部合作，请来从加州国会议员刘云平、CNN政论主持Van Jones到华裔影星陈冲、歌星王力宏等各界人士，在网上搞了一场反歧视论坛，政客名流们齐呼建立“人类共同体”(oneness)，吸引了来自20多个国家的千余人观看。
“其实美国很多人根本就不了解针对亚裔的歧视，如果他们知道了，大部分也不会同意这种做法，所以我们希望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这种现象，听到我们的声音。”毛彬丞说。
黄玫17岁的儿子焦宇桐也在做类似的事，他还是个高中生，喜欢打篮球也喜欢打电游。他出生在美国，每年暑假都去中国住在亲戚家，那里有的东西他很喜欢，比如吃的，有些他不喜欢，比如空气污染。他没去过武汉，但爷爷是武大的毕业生。他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可有时候父母把一些复杂的事交给他独立去办，又让他觉得自己已经被当成了大人。“疫情一开始，我就想，所有人都在帮忙，我们小孩子到底能做什么?”焦宇桐说。
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捐款，先是捐出了自己的压岁钱让妈妈买口罩寄回武汉。然后3月7日他的17岁生日派对，他跟朋友们说不要送礼物，但可以捐款帮忙抗疫。那天朋友们捐了800多美元，他又买成口罩捐给美国的医院。
焦宇桐自己没遇到过歧视，可当他看到媒体上那些华人被骂“滚回你的国家去”的报道，反而让他更意识到自己跟中国的联系，“我更想要去帮那些在中国的孩子们。”他说。
2月中旬他跟朋友们组了一个微信群，让武汉的青少年和美国的同龄人在群里用英语交流抗疫经验和对未来的畅想，群里现在已经有250多人。“我们聊关在家里的感受，聊美国的中学生活和申请大学的信息。中国的孩子们英语特别好，这让我挺惊讶的，我更惊讶的是他们虽然在疫情中心又整天不能出门，却很乐观，没有人抱怨日子过得无聊。”他说。
这个世界会好吗?这是一个中年人和老年人经常觉得困惑的问题，我拿来问这些年轻人，他们的答案都很实在。
毛彬丞说，他有信心。去年年底，因为看到纽约反犹歧视事件有所上升，又继而意识到所有少数族裔处境其实都很艰难，毛彬丞和朋友商量是不是创立一个组织，让年轻人就此发声。现在东海岸包容反歧视联盟已经从最初的三所学校40多人迅速扩展到美国15所高校的3000多会员。“这么年轻人愿意加入进来一起反歧视，总会带来改变。”他说。
焦宇桐最近当上了华二代中学生为主的美国青年领袖联盟大普林斯顿分会的共同会长，会里的孩子们这阵子也都在为帮忙筹款抗疫忙活着。他说，他觉得疫情过后美国一定会对中国有所举动，两国关系一定会更差，但这就像全球变暖一样，虽然无法阻止，但如果你无动于衷，事情只能更坏。“所以我们要做一些事，让它不会那么坏。以前我以为小孩子什么也做不了，但这次疫情让我明白，我们其实可以做很多事。”他说。
林韦煌也认为疫情过后情况会更差，“现在有的人没有过来打我们是怕染上病毒，等疫情过了，那些人的怒火积累起来，更会爆发。”他说。怎么办?林韦煌年纪还小，他没想过那么远，但有一点他可以确定：“如果他们打我，我不要打他们。”
初中时，有一天陈秋玉去开家长会，老师说林韦煌成绩出色被分到了快班，陈秋玉吓了一跳，这件事他自己从来没提过。去年考高中，林韦煌一下子考上了纽约市三大顶尖重点高中之一的布朗士科学高中，也给了妈妈一个惊喜。林韦煌知道，当他学会对这个世界好一点的时候，世界也开始对他好了。
我问他，如果还要接着挨打受骂，现在给医护送饭做出的这些努力还有用吗?“有用啊，有帮到那些医生啊，他们整天都在干活多辛苦啊。”他说。
世界会好吗?如果年轻人都能分清善恶，不迁怒，不怨恨;如果年轻人在黑暗中还能对她有信心，不放弃，不消沉;如果他们都能意识到自己在推动这个世界驱恶向善中能够扮演的重要角色，并踏踏实实的做好自己能做的事，那这个世界应该还是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