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着刚刚写好口号的纸板到轻轨站台时，我遇到了同样拿着标语的两个女生，默契地相视一笑后双方移开目光，等待列车进站。进入车厢，往日因疫情而空空荡荡宛如末世电影的列车内一眼掠过上座率高达百分之五十，大部分的乘客也拿着五颜六色的纸板。到了Parliament站，车上几乎所有乘客鱼贯而出，共同向国会山进发。
6月5日，距离George Floyd被暴力执法过度致死已经过去了10天。这10天里美国的示威游行以野火燎原之势迅速蔓延全国，悲愤的民众不顾宵禁的限制走向街头表达对非裔长久以来招受到系统性压迫的不满与抗议。加拿大作为在文化上与美国相通的邻国，游行也相继出现在多伦多、温哥华、蒙特利尔、埃德蒙顿等地。大概因为George Floyd事件毕竟不是在加拿大发生，民众的悲愤不足以上升到暴力抗议，故大多数游行示威总体都非常和平，只在蒙特利尔有人在示威的尾声对警察暴力相向并趁火打劫街边商铺。
渥太华的和平游行由一个叫Sameha的女生发起，她在Instagram上说，自从见到非裔族群仅因自己的肤色而被骚扰、攻击乃至谋杀之后，她开始因社会对边缘化少数群体的不公正而整夜无法入睡，在又一个不眠之夜，这个此前从未有过相关经验的女生决定在渥太华发起示威活动，并在随后与本地非裔领导的组织、协会与社区进行合作共同策划组织本次游行。
从Parliament轻轨站出口到国会山的一公里路程中人潮涌动，有老人有青少年也有带着孩童的家长，除了非裔之外也有各种族裔，但相同的是大家都拿着自己用心制作的标语走向同一个目的地。沿途街边的墙壁与柱子上张贴着许多文宣，也有本地艺术家在在墙壁上创作了Floyd的人像壁画，配上文字“I can’t breathe!!”。
我在三点钟前赶到了渥太华国会山前的标志性火炬旁与朋友汇合。因为正值同志骄傲月，朋友Tulia在她的手腕上绑了一条彩虹缎带支持LGBT等性少数群体的权益。Rachel住在安省北部，驾车6个钟只为参加这次游行。来自西班牙的交换生朋友Leo背着一个巨大的背包，装满了冷冻矿泉水、能量棒和急救药物分发给身边有需要的人。
一、五千人单膝跪地，天空中的鸟鸣清晰可闻
除本图来自CBC外其余图片由作者现场拍摄
在国会山前的草坪上听台上的演讲者发言时，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阵欢呼声，回头望去，原来是总理特鲁多在安保人员的保护下来到了现场。除了对他的欢呼外，也有因他在新闻发布会上拒绝谴责川普的言论的表现而感到不满的人群对其高呼“Stand up to Trump!”。之后，总理也与在场人群一起单膝跪地了八分四十六秒——George Floyd被警察用膝盖跪在他脖子上致死的时长，表达对Floyd的悼念与对种族歧视及警察使用不当暴力的抗议。五千人在烈日下单膝跪地无声抗议的八分四十六秒中，天空中的鸟鸣清晰可闻。
游行开始地点原本定在美国大使馆门口，但可能因担心部分参与者在情绪激动时做出会危及到自身的过激行为，最后改由从国会山行进至国家参议院，最后在Canadian Tribute to Human Rights结束。路程比想象的要短，即使行进速度较慢也只用了半个钟便到达了终点。
终点临时搭建的场台上有在黑人社群中较有影响力的人发表结束演说，控诉了除了美国之外全球范围对黑人族裔的歧视，并提到了疫情期间黑人在某些地方所遭受的不公待遇，包括且不限于仅因肤色而非历史行程被强制隔离、被当地餐厅白纸黑字告知黑人不得入内、住所被清空并被当地房东赶出而去旅舍又被拒绝入住最后只能睡在街头。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游行之前网络上就有很多对加拿大Black Lives Matter游行的反对声，不外乎“加拿大没有美国那么恶劣的针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为什么要游行”、“你们想打砸抢把加拿大的街头变得像美国一样混乱吗”等等，点进主页大部分情况是中老年白人。在终点演说上，演讲者也强调了在各方面被美国深深影响的加拿大，黑人族裔的处境虽然比美国好那么一点点，但其遭受的系统性不公与压迫仍然真实存在且同样需要得到关注。
二、游行抗议是混乱而无序的?亲身参与后我打破了刻板印象
和很多留学生一样，在亲身参加游行集会前，我对于这种陌生的活动存在着很大的误解与刻板印象。在曾经的想象中，它混乱无序而危险，有百害而无一利，参与者大多是精力过剩的无业青年，平常对社会感到不满因而借机发泄情绪、打扰他人正常生活甚至伤害无辜民众。
但亲身参与其中则破除了其负面的刻板印象。
在游行开始前几天活动主办方在Facebook和Instagram上面创建了活动页面与个人页面，介绍了活动的性质与其它参数，以及发起人Sameha的身份与驱动力。在之后的几天里，活动组织者通过社交媒体持续回答公众对该活动的各类有回复价值的质疑并将它们公布。因为警察在执法过程中高自由裁量权的职业特性，在每场游行中参与者都存在着被逮捕的可能性，故活动发布者还提供了支持运动的法律从业人员的联系方式，以备特殊状况可得到免费的法律援助。
因为疫情的缘故，游行主办方和许多其它本地组织(包括我们学校的学生会)都在游行前几天呼吁大家带上口罩并随身携带消毒洗手液，在这个大家在平时也不怎么戴口罩的城市，几乎所有游行参与者都带着口罩。即使如此，在临近机会出发点时也有许多志愿者向路人发放医用口罩与消毒洗手液，并呼吁大家尽可能地与不住在一起的人保持社交距离。虽然游行路线全程只有1000千米，但路途却有好几个由志愿者搭建的站点免费提供饮用水、口罩和医疗帮助，也有人自发到处穿梭免费提供防晒喷雾。
夏日正午烈日当空，在游行前的出发地有许多参与者中暑晕倒，每当这时周围的人就会像涟漪一般以晕倒的人为中心不断蹲下并将一只手举向其方向，为早已在场准备的医护人员指路。
半年前在同样的地点参加呼吁加拿大政府对气候危机做出行动的游行中，有个小男孩与父母走散，主讲人立刻用话筒告知大家，于是黑压压望不到头的超过一万名参与者此起彼伏地喊着小男孩的名字，最终把他带回了父母身边。
另一个对游行的刻板印象就是它严肃而缺乏趣味性，但在游行中除了有支持黑人族裔的原住民朋友敲着民族鼓给我们打气之外，还有许多人带了音响设备播放黑人歌手的音乐，我们在喊口号的间隙中伴随着音乐的戒律边跳舞边走，好不有趣。
三、“All Lives Matter”口号的迷思：不要将黑人民权与亚裔对立
对黑人民权运动的质疑与反对中，很常见的一个论调是“All lives matter, not just black lives!”，在很多以语调夸张漏洞百出的以赚流量为目的的北美华人媒体中非常流行，更有甚者甚至将黑人民权与亚裔对立，说出“黑人生命重要难道我们亚裔生命就不重要吗”之类的逻辑上漏洞百出，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偷换概念的言论。
笔者不禁想起中文网络上对支持女性权益者使用“女权主义者”而非“平权主义者”一词的讨伐。支持女性权益当然属于平权的一部分，但在一个性别权益仍然不对等的时代，使用平权这个模糊表达则是对女性特定性别困境的否定。虽然男性在父权社会中也收到了一定程度的压迫，但是是女性这个性别在几千年来受到持续而不公的压迫。在性别不平等的情况下，女权即是性别平权。
BLM的口号不是建立在“所有生命都重要”的对立面，正如女权不是建立在平权的对立面，它想强调的是在我们目前所生活的社会针对黑人歧视问题尤为严重和突出，黑人正在因自己的肤色而生命受到威胁。所有的生命当然都重要，但以此来反对BLM口号则是对黑人独特种族困境的否定与失焦。
四、为什么呼吁对警察减少财政支出?
在本次席卷北美的BLM运动中，有一个响亮的声音是“Defund the Police”——呼吁政府减少对执法部门的财政支出。笔者刚看到该口号时是持怀疑态度的，固然警察的过度暴力需要被谴责和遏制，但对全体警察持负面态度是否矫枉过正了呢?减少了对执法部门的财政支出，警力的不足难道不会让雇不起私人安保的街区的安全更难保障吗?
待到我深入了解其中的细则后才消除疑虑。原来民众呼吁的不是对执法部门总体一刀切式地减少财政支出，而是将部分由执法人员提供的服务转由当地的社会工作者来进行，相应的拨款也自然随之转移。
在笔者所处的渥太华，游行当天市议员Menard便对CBC表示正在呼吁市政府减少对执法部门在部分服务上的拨款。他表示很多分配给警察的资金可以用在社会服务机构和社区服务部门上，从源头上降低城市的犯罪率。以及在某些危急情况中，可以用未武装的经专业训练的精神健康紧急服务工作者来替代可能造成过度执法的警察。
虽然渥太华的市长对此表示反对，且因市议会大部分议员的不赞成，该政策在短时间内难以实现。但在引起全美混乱的导火索事发地Minneapolis，市议会已经对外宣布了他们减少对执法部门的财政支出甚至解散警察部门的意图。而在纽约市，经历了连续几天的抗议示威后，市长Blasio对外保证他将把每年在纽约市警察局支出的高达60亿美元预算用于社会服务机构上。可合理推测待到全国各地的游行示威后，全美多个地方将会对执法部门的财政拨款大规模地转移到社会服务上去。
五、游行和民权运动中稀缺的亚裔面孔
游行正式开始前，参与者聚集在国会山前的草坪上，聆听本地黑人组织与协会成员的演说。虽然由Floyd之死引起的反种族歧视游行主要聚焦于黑人族裔的困境，但在这个特殊的时间段，台上的发言人并未将反种族歧视局限于黑人族裔，而是也讲述了亚裔因疫情而遭受的歧视与污名。令人汗颜的是，约五千人的游行中，我所见到的东亚面孔一只手便能数得出来，远低于本地的亚裔人口比例。
无独有偶，通过与其他在北美各地参加BLM的华人朋友的交谈中可以得知，除了旧金山、温哥华、多伦多等亚裔人口占比颇为可观的城市之外，大部分地方的BLM游行示威也同样见不到几个亚裔。
1967年“Free Huey!”运动中的亚裔面孔
在中文网络上关于北美黑人处境的言论中颇为流行的一个论点是“个人努力论”——黑人现今经济地位的低下与高犯罪率源于他们没有像亚裔一样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努力为社会做贡献，持这种观点的北美华人或许对亚裔苦难史也并不了解。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美洲种植园高强度工作的亚裔先辈们不努力吗?修建横贯大洲的跨国铁路的华工不努力吗?二战期间在欧洲战场专门被派去进行自杀性任务，与此同时家人却被监禁在美国条件恶劣的集中营的日裔美国士兵们不够努力吗?在本土出生长大知名院校毕业却因族裔身份而无法获得理想工作，只能回到亚裔聚集街区继承父母店铺的亚裔青年不努力吗?因基于种族的归化法案而被剥夺美国国籍，并因此而失去房子和店铺的南亚裔不努力吗?亚裔先辈的苦难经历不胜枚举，而这一切的转折却始于黑人民权运动所促使的在六七十年代相继出台的各项种族平权法案。“个人努力论”将针对某个特定群体的结构性兼系统性的压迫与歧视所造成的伤害归结于个体的不够努力，却忽略了不公体制下个人努力的局限性。当代北美职场中华人比较熟悉的就有“竹子天花板(Bamboo Ceiling)”——指在公司、企业和机关、团体中对亚裔晋升到高级职位或決策层的潜在限制或障碍。
早在年初疫情还没怎么影响到加拿大时，各地媒体、社会名人，以及包括总理“小土豆”在内的政要都有积极发声支持亚裔，笔者某次乘坐的士时还从司机正在播放的Podcast听到“病毒不会只感染特定族裔”等话语。疫情期间，许多身处北美的亚裔都遭受了种族主义者的言语乃至肢体攻击，许多人也有表达自己的委屈、愤怒，在街头和社交媒体喊出“我们不是病毒”的口号来去污名化与反对种族歧视。
作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一份子，在这个时候不为黑人兄弟姐妹们争取权利而表达支持(不仅限于街头抗议)，而只在切身利益受影响时才站出来，是不是过于虚伪和缺乏公民责任感了呢?
亚裔从十九世纪开始踏足北美这片土地，一百多年过去了，却仍然是永远的外国人。我们是要继续将命运放在特权持有者手中，努力做好“埋头苦干而不闹事的模范少数族裔”，祈求特权持有者能善心大发册封我们为“荣誉白人”，还是将矛头转向结构性不公，谋求真正的种族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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