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龙带着6个孩子去厂里，“当时心想如果能给这6个孩子每人一个吉他就好了。结果你猜怎么样?”他回忆起来仍难掩兴奋，“老板说给学校捐100个吉他，我都不敢相信!”
海嘎小学学生在午休时间练习弹吉他。受访者供图
文 | 新京报记者张静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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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腾的声音打破了山里的静谧。
海拔2600多米的海嘎小学院子里，传出节奏鲜明的吉他声和充满力量的架子鼓声。场地中间，一个举着麦克风的小姑娘肆意蹦跳，姿态潇洒。6月18日，这支大山里的摇滚乐队网络走红。这群身着校服、皮肤黝黑的山里孩子，成了主角。
贵州六盘水的韭菜坪，被当地人誉为“贵州屋脊”。快到山顶处的大湾镇海嘎村是贵州海拔最高的村寨。几年前，海嘎村这所唯一的学校，差点因为没有老师而关闭，孩子们需要下山求学，校长郑龙已被调任。
“不行啊，这得想办法。”自2002年起任海嘎小学校长，那不是郑龙第一次面临危机。但那一次，他遇到了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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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一山区老师带学生玩摇滚乐：弹吉他打架子鼓 唱起痛仰乐队的歌。新京报
“不如我们上山去，让他们少走一些”
郑龙的父亲就是老家一位乡村学校的校长。
1974年出生的郑龙，大学报考的是师范大学的定向专业，毕业后要选择边远地区的学校任职。这对于他来说不难，从小耳濡目染，他有心理准备。毕业后，他原打算回老家，“他(父亲)几乎是把我推出门，说儿子不能在父亲手下工作，这样一辈子也独立不了。” 郑龙无奈，先到旁边一个镇上任教。
2002年，他被调到海嘎小学当校长。
海嘎村海拔高，村民散居在山里，主要依靠种植和养羊为生，少部分人下山打工。学校条件很差，山路高远，当时每个月160多元的工资根本留不住老师。恶性循环之下，学生也大多下山，到别的村镇求学。
大约2003年，海嘎小学只剩下了郑龙一位老师。他既是“校长”，还是“语文老师”、“数学老师”，还是管孩子们在校生活的“生活老师”。
当时从家到学校都是山路，步行要三个多小时。郑龙记得，每次他都是周日晚上出发，走到位于半山腰的岳父母家睡一觉，第二天一早再接着走到学校。
有时上山，他恰好会遇到海嘎村下山求学的孩子们，他觉得愧疚，“我是一个校长，但没能让孩子们在家门口上学。”
坚持了几年后，分配到海嘎小学的老师多了，学生也逐渐增多。但好景不长。
老师留不住，学生也留不住。郑龙记得，到2014年，学校只剩下了十几个低年级的学生和一名专职教师，郑龙自己还被调任到腊寨小学兼任校长。
不能等着帮扶，他决定“主动出击”。郑龙开始给住在腊寨小学同宿舍的老师们“做工作”，“我山上的那个学校，太缺老师了。”
2014年刚通过考试当上老师的顾亚，当时正在腊寨小学教语文，他是被“做工作”的老师之一。尽管当时已经结婚，并在六盘水市区安家，但他心动了，“教孩子，哪里有孩子需要教就去哪里，这不是应该的吗。”同时被说动心的还有教数学的熊伟红。
同宿舍的仨人一拍即合，决定上山去把海嘎小学“盘活”。
但三个人显然还不够。
被郑龙成功拉进队伍后，顾亚也打起身边人的主意，第一个目标就是好哥们儿胡静。高中时，两人因爱好音乐一起在高中时组过乐队，当时胡静在大湾镇三合学校教语文。“农村的孩子，想学什么都不容易，是得上山去。”
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郑龙跑了镇上好几所学校，动员老师和他上山。“啥理由?”郑龙说他没啥诀窍，“很直接，就告诉大家山上那个学校缺老师，孩子们下山上学太难了。”
这理由也说服了当时22岁的袁丽娟。当时她刚刚毕业参加工作。
袁丽娟老家远在云南。她说，自己就是山村小学走出来的孩子，大学毕业后很自然的可以接受回到乡村的工作，“无非就是吃住的条件差一点。” 得知孩子们下山上学，要走两个多小时山路，这让她回想起自己小时候，“那不如我们上山去，让他们少走一些。”
顾亚在学校里带领学生打鼓表演。受访者供图
海嘎小学的学生们。受访者供图
“豪华”的村小音乐课
郑龙觉得时机到了。
2016年，他辞掉在腊寨小学兼职校长的工作，带着成功说服的4个老师和镇上新招来的3个老师，一行8人上了山。加上学校原有的1人，9个人的教师队伍组建起来。
学校条件艰苦，三名女老师各自分得一个小屋子住宿，其余的男老师则挤在一个宿舍里。刚住定，郑龙又带着老师们开始“做工作”。
这一次，他的对象是村民。
“挨家挨户走，告诉他们有老师了，孩子们能在家门口上学了。”因为前些年同样的承诺并没持续兑现，这话让家长们也犹豫不决。“有个家长和我说，你要再办不下去，我就是把孩子背到你家，你也得给我教到6年级毕业。”
这原是句玩笑话，但郑龙听着很扎心。此前缺老师，孩子们上到4年级就不得不转学，没能把学生带到小学毕业，是他的遗憾。
但这次不同，语文、数学，英语、品德、科学、体育、美术、音乐，别处开设的课程，海嘎小学一个都不少。9名老师身兼数职分担课程，几人开玩笑说，这可是贵州的“最高学府”。
2016年新学期开学时，海嘎小学的学生们由十几个，变成七十几个。
顾亚和胡静从家里背来了吉他，这是海嘎小学的孩子们很少见到的东西。中午休息的时间里，他俩会坐在一间空教室弹琴打发时间，聊聊组乐队时候的事儿。慢慢地俩人发现，他们弹琴时，有孩子从门缝里看他们，后来窗户上也排满了一个个小脑袋。
顾亚发现这些“走路低着头，看人眼睛躲闪，很害羞”的孩子们，眼睛发光，就喊他们进屋坐下来听。
后来他俩有了大胆的想法，不如音乐课就教大家弹吉他。像是新鲜的玩具，接触了乐器的孩子们变得兴奋。
郑龙见状，就跑去和山下的学校借了俩两台架子鼓，又用学校资金买了一个二手架子鼓。
山里的小学热闹了起来。
顾亚把孩子们弹吉他的画面发到朋友圈，音乐圈的好友帮助联系了公益组织，学校获得一些捐赠来的乐器。
2018年，遵义正安县的一个吉他厂说要给孩子们捐助一些乐器。郑龙很开心，带着6个孩子去厂里，“当时心想如果能给这6个孩子每人一个吉他就好了。结果你猜怎么样?”他回忆起来仍难掩兴奋，“老板说给学校捐100个吉他，我都不敢相信!后来送到学校才发现，除了吉他，还有尤克里里、贝斯，总共有200件!”
山里娃的音乐课开始变得“豪华”。
2019年，海嘎小学有了建校20多年来第一批六年级的13名毕业生，图为毕业合影，前排中间为校长郑龙。受访者供图
“因为我是他们的老师啊”
不再满足于教孩子们单纯的弹奏。2019年3月后，顾亚在每个班级成立一支小乐队，除唱歌、演奏之外，他还教他们上舞台。一场场训练和演出在海嘎小学开展，顾亚镜头下的孩子们的姿态越来越潇洒，也越来越自信。
更多的机会也随之而来，顾亚带着乐队走出海嘎村，参加当地的音乐节，展演。
袁丽娟不懂音乐，但她能感觉到，孩子们变得自信和阳光。
胡静也深有感触。因为家中一些事儿短暂离开了学校，他路途中收到孩子们对他的祝福，瞬时泪目，“他们以前都很害羞……现在对老师说爱，表达情感，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6月18日，海嘎小学的摇滚乐队翻唱痛仰乐队歌曲的视频在微博流传，痛仰乐队官方账号转发后说“希望有机会也能为你们唱首歌”。
被喜欢的乐队点名表扬，顾亚有点紧张，他把这消息告诉孩子们以后，反而被问有什么好紧张的，“孩子们很开心，很期待能现场看他们(痛仰乐队)表演，倒是我多虑了。”
这让顾亚觉得很幸福，“这不就是我们的初衷吗?音乐真的让孩子们变得自信快乐了。”
2019年夏天，“复苏”了3年的海嘎小学，也终于迎来了建校20多年来的第一批六年级的毕业生。
“我的梦想实现了。”郑龙说。
他在海嘎小学做了19年的校长，终于体会到当了一辈子乡村教师的父亲心愿是多简单，“让村里的每一个孩子上学，毕业。”他更欣喜的是，学生后来持续增多，目前已有108人，教师队伍也扩充到了12人。
12名老师都住在山下的镇上或者是六盘水市区，这几年陆续成家生娃，但尽管公路修得很方便，大家也只一周回一趟家。初为人母的袁丽娟干脆把9个月大的孩子和母亲都带上山，学校为家。
郑龙的孩子今年已上高二，但他从没在学习上关照和辅导过孩子。爱人偶尔抱怨，“好在她也是一名老师，都能理解”。
老师也感染着这群孩子。
2019年的毕业生纪念短视频里，13个孩子对着镜头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好几个人都希望将来能做一名老师。
同年，郑龙被教育部表彰为“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面对荣誉，他只是说，“因为我是他们的老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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