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的阿萦至今不敢看自己的婚纱照。拍摄那天，她和新郎生硬地摆着姿势，母亲在一旁拿着手机，不停发出快门的“咔嚓”声。婚纱原本是一个普通女孩对幸福婚姻的向往，摄影师让她笑开心点，但阿萦只是对着镜头苦笑。
新郎来自隔壁村，比她大5岁，相亲之前两人从没见过。父母告诉男方阿萦已经19岁，并谈下了三万彩礼，阿萦被迫和他见了6次，还没同意，双方家长就把婚期定在了今年6月2日。
法律曾经是阿萦反驳父母的武器。现行《婚姻法》规定，男性结婚年龄不得早于22周岁，女性不得早于20周岁，未到法定婚龄的婚姻不被法律所认可及保护。然而阿萦的母亲并不在乎，“没事，怕啥?” 在阿萦的印象中，母亲永远不会错，冲她生气也从来不需要理由，但9岁的弟弟不同，他是父母的宠儿。
在广东省茂名市高州云潭镇，像阿萦这样举报自己父母逼婚的女孩，分管妇联的镇党委委员黄晓燕是头一回遇到。6月12日她第一次见到阿萦，“话很少，是个内向的人”。
这个沉默的女孩与父母积怨已久。三年前，中考结束的第二天，阿萦就被父母带去深圳打工。去年她回到老家瞒着父母复习，准备今年中考，但一年后，她等来的是一纸荒诞婚约。拍完婚纱照阿萦开始担心，若真结了婚，考学就一点希望都没了。
婚宴前一天，她瞒着父母找到云潭镇妇联举报逼婚。在黄晓燕的印象中，“双方态度都很偏激，不愿意沟通”。在村委会的协调下，父母答应给阿萦支付继续上学的费用。听到母亲亲口说出愿意把学费打给她，阿萦松了口气。未来，她不想再活在过去的卑微感里，“但也没有力气想太远”。
以下根据阿萦的口述整理：
曾经很想做个乖女儿
我是个不爱说话的人，退婚之后面对媒体可能是我说得最多的一段日子。
小时候我只是想努力做一个乖孩子，但妈妈就一直打骂我，“不听话”是她最常用的理由。爸爸倒是不动手，但他也是不作为的冷漠的人，妈妈打我时他只是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我只能沉默，至少自己看上去是个不顶嘴的女儿。久而久之，不仅仅是父母，对所有人我都变得沉默起来。
2017年，我第一次中考前，妈妈又不知什么原因打了我，我在考场上发挥得并不好。第二天，爸妈就把我带去了深圳打工。其实我并不想走，但还是希望在他们眼中自己是个顺从的乖孩子。
在深圳，我们搬进了一家钟表工厂的职工宿舍。没有和爸妈住在一间房，我内心是窃喜的。因为在老家，他们每天都和弟弟腻在一起，但对我从来没有这样过，一次我躺在爸妈房间，很快被打下了床。
但在工厂打骂并没有停止。从早上7:45到深夜11:00，我都在车间打下手，没有自己的时间。工厂怕我年纪太小，不符合聘用规定，只安排我给爸妈打下手。一旦递零件的速度慢了，或者坐姿不端正，也可能不需要任何理由，我爸妈就会当众破口大骂，从来不顾及我的面子。
我一直很羡慕弟弟。在工厂，我每天只能睡7小时。晚上回到宿舍洗完澡，我累瘫在床上，很快就能睡。但弟弟每天只做一件事，那就是打游戏——我干活时，他在打，挨骂挨打时，他还在一旁打。
2018年，妈妈逼我在工厂宿舍换个床位。我嫌麻烦，一开始并没答应，她就对我大吼：“你怎么从来都没听过我的话!”
这句话让我的委屈爆发了。十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反抗过，但这句话让我觉得有些好笑。她说自己还没吃饭，让我关心一下她，但是她关心过我吗?从那时起，我开始琢磨着重新上学的事，为自己做打算。
去年端午节前后，我第一次鼓起勇气提出重新读书的想法。没有意外——又是一顿打骂。我想不如直接大闹一场。一个星期后，我瞒着爸妈找到工厂老板索要放行条，想逃回家。
他们知道后立刻赶了过来。在老板面前，爸妈第一次用温柔的语气问我：“是不是不适应工厂的生活?要不要回家玩一段时间?” 没有任何感动，只是觉得假惺惺，在工厂两年我早就不适应了，他们难道现在才知道?
上学其实并不快乐。你要知道，校园欺凌从来不需要冠冕堂皇的理由。小学时，几个男生拆了我的凳子，用那些木头往我身上打。那时我还会找父母诉苦，但妈妈告诉我，如果我没惹那些男孩子，他们就不会来打我。
就这样在学校一直受欺负。从拆凳子开始，男孩子的把戏逐渐发展成往桌子里塞零食残渣。我去找老师，但得到的答复往往是“你不要管他们”。一天，垃圾从我的桌子溢了出来。老师并没有责怪那些男生，只让我赶紧清理。我在教室和垃圾箱之间来回跑了两三趟，老师一下子就生气了：“让你吃这么多!”
这让我对男生的印象并不好。2011年，爸妈决定生个弟弟。得知这个消息，我保持沉默。在家里，我没有发言权，既然这是爸妈已经决定的事，就不必多费口舌了。但其实我还是希望生出来是个妹妹，能有一个人陪我说话，结果是个弟弟。
初三，我第一次知道了“抑郁症”这个词——很丧，不愿说话，有时想法会有些“危险”。身边没有人可以大胆倾诉，因此我写了几次信给老师。在信中，我提到了这个病，父母的责骂，以及生活的绝望。
结果，老师对我的“回信”是打给父母的几通投诉电话。回家后，妈妈对我说：“你别上学了，丢人。”
阿萦家所在的云潭镇附近村庄。图源自网络。如果不是为了上学，我可能真的嫁了
我妈小学没有毕业，爸爸也只读了中专。第一次中考放榜，我瞒着爸妈，在深圳的工厂宿舍里偷偷查了成绩——不太高的数字。没有任何情绪上的波动，我感觉这成绩铁定上不了高中，自己这辈子也就这样吧。
但在工厂待久了，我突然有些害怕。在工厂里我能接触到很多人，许多公司的员工常来这里，他们都是读过大学的，言谈举止从来不粗俗，就算不用暴力也能镇住其他人。这些员工在时，爸妈从来没有打骂过我。我突然开始害怕，怕以后我会变成像父母一样的人，吃软怕硬。这时我意识到，没文化是件可怕的事。
那年中考结束离开得太急，我的旧书一直在老家房间里没被清理。现在想来真是一件幸运的事。
去年从深圳回老家后，我开始制定复习计划，准备中考。爸妈每天中午出门打工，傍晚回来，下午成了我安心学习的时光。但原先的初中同学已经上了高中，他们很忙，没空替我解答问题，求助搜索网站成了我学习的唯一方法。备考时间宝贵，爸妈在的时候我也尽可能多做一些习题。虽然已经关上房门，但我翻书依然是小心翼翼的，不敢发出声音，像做贼一样。
有段时间，爸妈重新回深圳打工，我留在乡下爷爷家过了一段清净日子，复习效率也变高了。过年前，他们回了家，这份难得的快乐就结束了。
今年2月末的一天，妈妈突然有些反常。她语气温柔地叫我过来，让我坐下。而就在前一天，因为上学的事我们又吵了一架，她还用力踹了我房门。但这次她的态度是前所未有的。
她对我说：“妈妈带你去看看男孩子好吗?”
我很生气，没想到为了达到让我出嫁的目的，她可以这么快转换人格。妈妈给我细数了早嫁的好处，说来说去总归是女孩晚嫁不好之类的话，没有一条立得住。见我没答应，她逐渐变得歇斯底里。从下午一直被叨到傍晚，我有些厌烦，就先同意了相亲。
相亲在媒婆家进行。妈妈告诉男方，我已经19岁了，这比我的真实年纪大了两岁。我坐在最不起眼的角落里，不想说任何话。
妈妈把我的微信给了男生，让我给他多发消息。我私下和那个男生说：“其实我只有17岁。”男生回复：“其实我也不想这么早结婚。”当时男方家长也没提立刻结婚的事，我想，就先这么耗着吧。
没想到不到十天，妈妈又带我去见了另一个男孩子，就是后来定亲拍婚纱照的那个，是隔壁村的，只有22岁，我也从来没有见过。在媒婆家，我不敢正眼看他。
妈妈温柔地叫了好几次我的名字，但我只觉得恶心。她拿出准备好的生辰八字，和媒婆一唱一和向男方家长游说：“你看他们生肖多配!” 男方打算出三万元当彩礼，妈妈很满意，转而让我和第一个男生断了联系。和第二个男生的婚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接下来的几个月，大家都没提婚期，我以为可以像和第一个男生那样搪塞过去。每天妈妈都来催我和男生聊天，就像是固定任务，我在她的监督下和男生有一搭没一搭地聊日常。这些日子，我没办法好好复习中考。
大概在5月10日左右，中考开始报名。那时，我们在深圳陪弟弟旅游，我没敢提中考的事，只跟父母说自己想回家，他们也没多问什么。回老家后，我就准备好了户口本和身份证的复印件，坐上大巴车，朝茂名教育局出发，参加中考报名。
5月下旬他们也回来了。有天妈妈突然告诉我要拍婚纱照，男方已经到了楼下，我没有想到他们把日子都定了。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妈妈在外面一直用温柔的语气叫我出来。从中午12:00到下午4:00，我们就这么一直耗着。最后，我先服了软。
试婚纱时，说实在我还是有些好奇，这毕竟是从来没有过的经历。但到了拍摄环节，我就笑不出来了。摄影师一直让我笑开心点，但我只能对着镜头苦笑。家长都围着我们，用他们的手机留影。轮到拍单人照时，我才变得自然一些。
我害怕看到自己的这套婚纱照。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真的要嫁了。一旦嫁到隔壁村，就可能没法回来中考，当然也上不了学。之后半个月，我没法静下心来复习，但妈妈第一次把我宠成了公主，任何我不想干的事她都不会强求。
如果不是想上学，说不定我真的会嫁了。
与阿萦订婚的男方家布置的婚房。图源自“广东茂名论坛”。未来，不能被卑微感所迷惑
我上网搜了《婚姻法》，把里面关于法定结婚年龄的规定念给爸妈听，但他们说没事，怕啥。也有过逃婚的念头，但转眼就打消了——所有的教科书和复习资料都在家，逃婚之后我就没法复习了。我找了自己最要好的朋友，一起商量怎样摆脱这门婚事。她帮我在网上发了贴，寻求网友的帮助。
6月1日，婚礼前一天，有网友留言让我去找妇联。我就以出去逛街为借口，坐上前往茂名市政府的车。当天晚上民政局和公安局的人来了家里，爸妈退了婚，赔了男方家五万多。外人在，他们也不好与我公开撕破脸。
(编者注：据云潭镇发布的媒体通稿，接到阿萦举报后，妇联向司法机构反映了情况，当天傍晚镇相关部门人员就到阿萦家所在的村委会调解，制止了婚礼。阿萦父母表示尊重婚姻自由，同意取消婚礼，并当场签订承诺书。)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体验到了快被骂死的感觉。从下午到晚上10点，我妈的咒骂声没有停过。我躲在房间里，想找人帮忙，但一时想不起能找谁。我记下了妇联的电话，但那天实在是太累了，我没有力气说话。
举报父母前，我也犹豫过。爷爷后来告诉我，两年前他们似乎就已经开始商量怎么把我嫁出去。其实我内心一直很渴望能和父母亲近，但已经这样了，我没有其他办法。
6月8日，爸妈又回深圳打工了。家里支持我读书的只有爷爷，但我们积蓄都不多，不知道能不能付得起学费。之后村委会的一个干部告诉我，沟通之后，我爸妈愿意支付我的高中学费。之后，我在微信上问我妈这是不是真的，她回复我：“你还敢向我要，我就死”。6月17日后他们再也没有回复过我的消息，手机也关了机。
那段时间，我回到原先的学校云潭中学旁听，以往届生身份进行备考。重新回到课堂，我靠捏自己大腿来解压，学习效率比在家高了很多。妇联和志愿者会上门给我辅导功课，但退婚和家里的事终归还是影响到了我的心情，我没办法完全静下心。
7月23日，我再次走进考场，感觉和三年前很像，发挥得不怎样。一个以前的初中同学告诉我，三年前我中考成绩其实比想的要好很多，但毕竟都过去了，又能怎样呢?
这次填志愿，我报了本地的五所普通高中，如果最后没上线，我打算读三年职高，再读两年中专。职高来招生宣讲的时候，我看中了电子商务这个专业，对这个专业没了解过，但感觉社会挺需要的。
最近关于我的报道越来越多，一些人开始指责我为什么不联系父母。可是我也联系不上啊!村支书上门来找我，一进门就劈头盖脸数落了一顿，说我故意不联系父母商量学费，让社会来质疑村委会的工作。但是如果能联系得上父母，我还用找他们帮忙吗?
(编者注：据澎湃新闻报道，阿萦母亲与村支书的通话录音显示，她支持女儿完成学业，“她如果问我要钱读书，我肯定会给。” 电话中，阿萦母亲承认，这段时间与女儿未直接联络，母女关系差，是因为自己一直在外务工而缺少陪伴。)
今天(7月28日)中考结束已经5天了，学费的事还是没定。我打电话给深圳工厂之前一起工作的员工，请她让我妈妈接听电话，不出意外又是一顿数落。不过听到她亲口说愿意把学费打给爷爷，我还是松了口气。
这次和妈妈说话，我又低声下气了。以前和她相处我就自然地有种卑微感，觉得自己好像都是错的，她稍微激动或者大声一点我就会哭。未来不能这样下去，我不能被这种卑微感迷惑，但我也没有力气想太远，走一步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