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本文讨论的是政治家不是政客，如同孙中山一样只会逞口舌之利空谈或现在美国短短4年一届任期靠电视辩论选举的美国总统之类的政客不在此文讨论范围中，政治家必须为对本国影响力持久且深远、利国利民大公无私的长期、连续性、有序的治国者，而政客是指以谋取个人名利投机取巧钻营见缝的政治谋业食利职业者，此一具体细节必须明了，不再赘述。<br> 优秀的政治家，自己不见才能，而使群下见才能。自己不见功业，而是群下成功业。政治家理想的风力，应在能尊贤。理想的格度，应在能容众。汉高祖刘邦与西楚霸王楚汉相争龙争虎斗，百战而百败，刘邦于是明白自己的军事才能不如项羽，因此刘邦封坛拜将把汉朝的征伐大权都委任于韩信，最终韩信出奇制胜把项羽逼得乌江自刎；毛泽东充分军事放权让林彪粟裕大胆放手的干，而不亲自干预军事部署，最终解放战争中大获全胜。<br> 而低能的政治家如蒋介石元顺帝之流则相反。在国民党高级军事指挥官中，没有哪一个不知道蒋介石喜欢用长途电话直接指挥军事的。他经常在清晨甚至深夜亲自打长途电话到前线。这些部署往往中央主管军令和指挥作战的部门却一无所知，总是事后再由侍从室主任追加通知。蒋介石在一天中，不知要打多少次长途电话，而且经常越级指挥。往往是战区司令长官或集团军总司令一级尚未接到命令，军长一级指挥官已接到蒋介石的电令了。这样一来，不但中央一级部署乱了，连战区司令长官的部署也被打乱了，弄得中央作战部门和前线高级指挥官严重脱节，怨声载道。如陈诚和薛岳通话时就说：“委员长屡次布置的事，我们一点也不知道，这样我们就很棘手了。”陈诚有一次在长途电话中向侍从室主任林蔚求证：“委员长通知一00军王军长的调动事，你知道吗？”林回答：“我事先也不知道，昨天才通知了军令部补发的电令。”蒋介石经常这样随心所欲，越俎代庖，下面部队原有作战计划虽被打乱，但谁也不敢公然表示反对。蒋介石自己下达军令直接干预前线军事部署已成为习惯，一天24小时内他不论什么时候叫接长途电话，即使是深更半夜，前线高级指挥官也要从床上爬起来接听。蒋介石每每亲自部署战事不说，还往往军令一夕数变，使部下不知所措。经常是尚未考虑成熟就下达命令，下面接到命令后刚传达到下级准备实施，岂知蒋介石一时心血来潮又打长途电话给司令长官变更刚下达的命令。蒋这一套作法经常出现，弄得部队上上下下都无所适从。<br> 政治家之可贵，固然在其政才与政绩。而更可贵者，则在其政治之风度。此风度，犹如气象，风者乃指一种风力，度者则指一种格度。风力者，如风之遇物，披拂撼动，当者皆靡。格度则如寸矩尺规，万物不齐，得之检校而自归于齐。故观察大政治家之风度，每不在其自身，而在其周围。如毛泽东，领袖魅力超群，在七大之前中共还没确立毛泽东为最高领导的延安时代，林彪刘伯承周恩来都担任过指战员的讲课教师，但只有轮到毛泽东授课时，座无虚席每每满场，毛泽东生趣幽默而平易近人的讲课作风让人们自发地对他产生向心力与归附。如帝尧者放勋。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如隋文帝杨坚，禀太易太初之气，资天皇天帝之灵，绍三皇之懋绪，纂五帝之徽踪。玄德通于神明，至功包于造化。揖让之始未动戎衣，乐推之辰咸熙庶绩。于是握璇玑而运乾象，履文昌而齐斗极。经天纬地之业，仁盛圣明之姿。具兴王之表，蕴大圣之能，或气或云，荫映于廊庙，如天如日，临照于冕轩，内明外顺，自险获安，岂非万福扶持，百禄攸集？运先天之略，不出户庭，推毂分阃，一麾以定三方，数旬而清万国。荡涤天壤之速，规摹指画之神，造化以来，弗之闻也。教暨北溟之表，声加南海之外。悠悠沙漠，区域万里。百蛮之广，莫之与竞。五帝所不化，三王所未宾。屈膝顿颡，尽为臣妾。 炎灵启祚，圣皇驭宇，运天策于帷，播神威于沙朔，柳塞、毡裘之长，皆为臣隶，瀚海、带林之地，尽充池苑。利建在尧，则哲居代，地凭宸极，天纵神武，混一寰宇，一举平定。于是八荒无外，九服大同，四海为家，万里为宅。乃休牛散马，偃武修文。故韦孝宽、李德林、李穆、梁睿闻声而影附，北周太祖宇文泰一见隋文皇而叹息：“此儿风骨，不似世间人”，北周藩王宇文宪言于帝曰：“观隋公神采，恐不为人臣。臣每见之，不觉自失。恐非人下，请早除之”，陈后主见其画像而惊狂失态。隋文帝勤政爱民，有尧舜之称；高尚纯朴，有羲皇之素。<br> 最高明的政治家，超前思维完全超越了他所处在的时代，不被他所在的政治时势、经济状况、法律条文、军事条件等等条条框框所局限，主动驾驭历史、控制时代，定万世之至计，贻百代之宏章。以大政治家的身份为后世创规立制，属于人类历史中最杰出的英雄创造时势的一流人物，在西方的历史上有古罗马凯撒大帝、拿破仑；在中国的历史上有毛泽东、帝舜、隋文帝、隋炀帝。<br> 为什么说罗马凯撒大帝是英雄创造时势的伟大人物呢？因为凯撒用敏锐的眼光发现了罗马少数贵族民主元老院制度的脆弱性，凯撒洞悉了罗马的普通大众并不在意与政体是共和还是独裁专制，罗马百姓只想要一个威权足够强大、政府足够稳定的强权统治；为什么说拿破仑英雄创造时势呢？因为拿破仑深得法国大革命之精神，知道要彻底防止欧洲王室封建专制复辟，靠军事战争是不行的，于是拿破仑制定了欧洲第一部详细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民法典》，让法国大革命的民主精神深入人心；为什么说毛泽东是英雄创造时势的伟大人物呢？毛泽东不但创建了中国完整的工业体系，缔造新中国，更伟大的是毛泽东深感中国五千年来官僚主义之恶习难除与中国社会普遍人性欲望的险恶奸伪，毛泽东在晚年发动了一场运动就是为了根除中国的官僚主义与五千年来人性丑恶的欲望贪嗔痴。为什么说隋文帝、隋炀帝父子是英雄创造时势的最高明的政治家呢，因为隋文帝创建了世界上影响最深远的政治制度，发动了人类历史上最兵不血刃的光荣革命保住了中国元气，因为隋文帝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都城——隋大兴城，用极小的代价战胜了横扫欧亚大陆、当时最强悍、最有战斗力的突厥，隋文帝统治的时代是世界史上政治最清明的廉政时代，中国惟一灭绝腐败贪官的时代，隋文帝最早提出了以死化生的轻刑原则，发明死刑三复奏而决制度，有效避免冤假错案，隋文帝是人类历史上最仁慈开明的统治者，最早包容其他国家异教徒，实行儒释道三教合流政策，隋文帝免除所有市场商品税：他治下是人类历史上最轻徭薄赋的帝国，隋文帝用兵如神敢于以硬碰硬先难后易先打击欧亚霸主突厥再一举灭南陈统一中国而不是宋太祖赵匡胤那样的软蛋先易后难最后难的北方幽云十六州也没实现收复。而其子隋炀帝呢，最早高瞻远瞩发现了中国最大的亡国威胁来自于东北方高句丽，在众人疑惑举世都不理解的情况下力排众议倾举国之力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的夷狄大患，而后世的北宋灭于东北的女真，明朝也是亡于东北方的满清入关，更证明了隋炀帝“中国最大敌人在东北方”的高屋建瓴深谋远虑。<br> 所以西方的古罗马凯撒大帝、法兰西第一帝国拿破仑、中国的毛泽东、帝舜、隋文帝、隋炀帝属于政治家的四重境界中最上层也是最高明的大政治家，归于一流。<br> 再看看政治家的四重境界中的第二流，这些人物东方有秦始皇嬴政、明太祖朱元璋，西方有俾斯麦、腓特烈大帝。这些人物虽然顺应了当时的历史潮流，但没有超出时代的战略眼光与睿智远见，因此无论是在国家万世的制度上还是对于民族的贡献上都远逊于上文的第一流政治家。秦始皇统一中国只有短短15年便土崩瓦解，秦始皇的统一是军事的统一、表面的统一，实质上中国民心并未统一、实质并未统一。秦始皇没统一之前就有很多人要刺杀他，统一后还是有很多人要刺杀他。秦始皇很不得人心，他死之前就民心离析、帝国崩溃在酝酿之中，只是他死得太早没有亲眼看到自己帝国的坍塌覆灭。秦统治者把统治下的人民当成奴隶使用，不把他们当成人看待。秦王朝的暴政致使曾经的六国各地的人民的仇恨在不断堆积积聚。秦王朝可曾真正的全民一心? 可曾真正的统一过? 秦始皇只是历史必然趋势的产物，没有嬴政也会有刘政张政统一中国，秦国一统六国的趋势在商鞅变法后就已经水到渠成，秦始皇不过是被动顺应了历史趋势，并无其个人独创的过人之处，秦始皇嬴政终其一生都只是随历史大潮收起摆布，完全套在历史给予嬴政的局限性中，秦始皇不属于人类历史中最杰出的英雄创造时势的一流人物。秦始皇嬴政其人资质顶多是中下之才，嬴政接手的一切大好局面都是拜秦孝公与商鞅变法所赐，百年前秦孝公与商鞅定下的规矩已经把嬴政定格、约束、限制在已有的框框内，秦始皇一生所有的作为都没跳出时代给他的局限，秦始皇显然只是被动等着时势造英雄的产物而非主动创造历史的圣贤。秦国的国势是奋六代之余烈因为商鞅变法而水到渠成，没有嬴政也会有其他人统一中国，嬴政本身就是官二代纨绔子弟、王位继承人而已，他统一六国的基业是轻易从秦国历代先王手上接过来的，除了中央集权外政绩上乏善可陈，文治上一塌糊涂，武功上对匈奴也只是筑长城被动防御而不是主动出击，秦始皇对内只会用愚民之术禁锢全天下百姓思想，秦始皇善于玩弄权术阴谋，一昧用阴谋家所惯用的“法术势”来打压臣下，君臣之间无信任可言，秦始皇对待平民更是暴虐到极致，实行严刑峻法苛政重税，天下之人苦暴秦久已。明太祖朱元璋本淮右布衣，贫无立锥之地而起于草泽，铲除胡元，戡定群雄。而其性本猜忌，刑法苛酷，于治世施乱世之法，行魏武之重典，功臣元老诛屠殆尽，自毁长城，至建文朝，朝无可用之将，廷无可用之臣，由是生靖难之变 。朱元璋可谓无远虑者。<br> 再看看政治家的四重境界中的第三流，基本都是些无大功无大过的庸主，如宋太祖赵匡胤。赵匡胤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猜忌武将兵权在握，故有杯酒释兵权之事。赵匡胤遍身草莽地痞流氓之气，至称帝之后市井劣性依存，喜怒无常，进退失态，无人君之相。赵匡胤不识大体，只识小数，逞一时之意气，怒一事之纤微，失君德而丧王道。赵匡胤欺世盗名文过饰非若王莽之流，赵匡胤尝弹雀于后园，有群臣称有急事请见，赵匡胤亟见之，其所奏乃常事耳。赵匡胤怒，诘其故，对曰：“臣以为尚急于弹雀。”赵匡胤愈怒，举柱斧柄撞其口，堕两齿，其人徐俯拾齿置怀中。赵匡胤骂曰：“汝怀齿欲讼我邪？”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赵匡胤之诈伪奸猾一至于此。其臣惟觉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赵匡胤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於物。赵匡胤劳神苦形欲除前代藩镇割据之患而又生重文轻武之新患，乃有后靖康之变，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br> 再看看政治家的四重境界中的第四流，大致是些执政但不是最高统治者的宰辅之臣。在中国最典型的莫过于变法失败但个人善始善终的王安石。王安石不是皇帝最高统治者，没有国家元首的名器镇压大众百姓之人心，又没有君临天下的法理依据名正言顺地统治国家，仅凭宋神宗一人的支持而变法，其成败可想而知。王安石最大的毛病在于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变法失败最大的原因在于用人不当。变法之初，宋神宗急于求治，末及整顿吏治，人材准备不足，加之连续罢掉朝中一大批元老，人才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王安石也感到要改革行新法，必需要有一批立志改革忠实执行新法的官吏。为此王安石亲自挑选了一批年轻有为的人才，如韩绛，李定等人，但因为变法时间紧迫，吏治不健全，导致参与变法的人中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不肖之人投机钻营，靠表面忠于新法而伺机捞取官职。陕西宁州通判邓绾，靠上疏歌颂变法得到神宗和王安石的赏识，被提拔进朝廷做官，在京的同乡笑骂他奸佞，他却蛮不在乎的说“笑骂从汝，好官我自为之”。 在这些反对王安石的人中，最忘恩负义的莫过于吕惠卿了。吕惠卿的确才华横溢，有非凡的政治能力，王安石十分器重他，对他有“卵翼之恩，父师之义”，把他视为自己的左膀右臂，朝中之事无论巨细都和他商量：“事无大小必谋之,凡所建请章奏皆其笔”，吕惠卿也因此成为变法派阵营中仅次于王安石的第二号人物。但此人城府颇深野心勃勃，表面上对王安石言听计从无比尊崇，内心里却处心积虑想整垮王安石以取代其位置，正如史书评价：“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无不为。”<br> 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期间力荐吕惠卿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以继续推行变法，但就在王安石如此失意之时，正是他昔日最宠信的吕惠卿落井下石，制造了几件有损他政治声誉的事陷害他，以达到阻止他复相之目的。王安石还朝后，吕惠卿更是加大打击力度，居然把王安石写给他的私信呈给了皇上，因为王安石把他视为同舟共济的知己，给他的信中曾有“无使上知”（不要让皇上知道）字样，犯了欺君之嫌，尽管神宗没治罪于他，但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已经大打折扣，于是王安石第二次罢相，永远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变法派两大力量王、吕的交恶导致变法派力量严重削落，新法实际最高执行者王安石的解职也标志着变法集团的最终分裂。从此，变法形势急转而下，奔向失败的命运，他多年所为之呕心沥血的变法事业最终付之东流。 变法集团人员的良莠不齐给变法带来了非常大的危害。第一，他们或者以权谋私鱼肉百姓，引起民怨沸腾，而百姓把怨恨的目光直接投向了王安石和王安石主持的变法；第二，他们或者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导致变法集团内部出现了分裂，防线从内部瓦解，面对守旧派的咄咄逼人他们不堪一击；第三，对变法起决定作用的最高统治者神宗皇帝所见所闻也都是不利于变法的社会舆论，他的信心也动摇了，这直接导致了变法的惨淡收场。更值得强调的是，正是因为变法集团人员的臭名昭著，使得神宗皇帝的生母高太后对变法也是深恶痛绝，当神宗驾崩哲宗即位后，因哲宗年幼，她以太皇太后身份听政，立即起用保守派司马光、吕公著等,全面废除了宋神宗和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值此，新法最终彻底遭遇失败。而产生这一切后果的根源都是因为王安石“看走了眼”，错把奸人当英才，盲目地纳入到变法队伍中来，最终促成了变法的失败。可以说，错识“英才”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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