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版图

大千世界 103 0

  世界文学版图

  一

  最近著名小说家格非谈到一个很大胆的观点,现代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面临失败。应该说格非能够道出这样的观点还是很逆天的,他本身就是一个深受现代主义滋养的作家,况且现代主义至今仍深受追捧,许多知名的作家都特别坚定地支持以“实验、先锋、探索”为特征的现代主义。让这样的作家去预言现代主义的失败是件颇值得玩味的事情。不过也正因此,让我甚是钦佩于这位作家的坦诚。

  当然,因为深受现代主义浸淫,格非只能凭个人体验感觉到现代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面临失败。但至于其具体原因,他仍然无法道出所以然来。我的这篇行文也不想述说其具体原因,我只想就世界文学的格局谈谈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现代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的大本营在西欧以及美国等这样一些资本主义空前发达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文学所要面临的问题不再是探索国家未来发展方向,国计民生等等诸如此类的具体国度的事情,而是一种泛世界性的问题,至少是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诸如要确立现代主义的发展方向,玩弄各种意识形态,不断拓宽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段,建立并不断巩固其占潮流地位的意识形态。总之,各种五花八门的现代流派以及现代思潮往往会诞生在这样的国度。当然,这只是一种总体趋势,偶尔也会有回归传统的趋向。

  在欧洲国家之中,很重要的一极是俄罗斯文学。俄罗斯文学与西欧及美国文学不同的一点在于俄罗斯文学人往往会十分真诚地反思自己国家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深刻地探讨有关人性的问题。当然这是由于俄罗斯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一方面俄罗斯是个后发性的国家,俄罗斯人在苦苦追赶西欧的历史进程中曾一度有一条十分清晰可辨认的痕迹。这种痕迹是如此深刻,我们可以从一代又一代俄罗斯文学家的作品中找寻到这一足迹。对现实进行深刻反思的最有利工具恰恰是现代派作家所拼命否定的现实主义。所以俄罗斯文学家往往很少把玩现代主义的那一套,基本上都是老老实实的现实主义。俄罗斯文学家是深深扎根于自己民族基础上的那样一批人,具有深厚的民族特性。当然,这种情形可能已无法涵盖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文学了。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人业已迷失了方向。未来俄罗斯文学的走向尚是个未解之迷。如果俄罗斯有一个重新崛起的过程,不排除现实主义重新复活的可能性。如果俄罗斯长期衰退下去,俄罗斯文学将陷入一种混沌状态。

  需要说说的是拉美文学。拉美有一种很有意思的流派:魔幻现实主义。这种流派其实预示着拉美的文学家们也在反思自己国家的前途与命运。与俄罗斯文学人面临的境遇不同的是囿于拉美的现实与困境他们往往又感觉不到自己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因此他们的文学反思往往会融入足够多的魔幻色彩来曲折地表达这种反思,通过某种类似于寓言的、神话的和超现实的方式来释放自己的困惑。

  最后我想说说中国文学。中国文学最值得借鉴的其实还是俄罗斯文学,而不是一味地向西欧及美国文学靠拢。德国汉学家顾彬曾经批评中国小说还停留于讲故事的阶段,借此否定文学的现实主义意义。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特朗斯特罗姆则强调文学应该拉开与政治的距离,实则是强调文学应该拉开同现实的距离。这些观点其实质都是根植于欧美文学体系的,并不一定适用中国文学。中国文学最重要的还是解决吃饭穿衣的根本性问题,是反思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种种乱象的问题。过度地追求所谓的现代主义技巧,不仅会拉开文学与读者的距离,更致命的缺陷还在于消弱文学的批评性。当今中国所以鲜见有力度的作品,鲜见让整个民族都深为赞同的作品正因为此。我很反感文学的所谓精英倾向,对于一些人鼓吹的诸如“先锋、探索、实验”基本上是嗤之以鼻的。文学界所以鼓吹的文学的世界性大抵在过度追捧文学的西欧化的或者北美化,这也就意味着这样的文学存在着深刻的危机,它并不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无法为广大读者所真正接受。

  总之,现代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至少在中国将面临着失败的危险,中国文学面临着重新洗牌的局面。中国的文学人需要更多地融入这个民族,融入这个时代,需要更多的争取读者,则深具批评意义的现实主义将会成为中国文学一种无法抵挡的潮流。

  二

  在此我想说明的是我的汉南文学版图。

  武汉市汉南区是个新开辟的郊区。这个郊区下面有一个名称相同的农场汉南农场。汉南农场作为一个新开辟的农场,曾经具有特别的新兴气象,并于一九八八年被评为全国十大农垦农场之一,有着十分辉煌的历史。

  不过这一历史并没有延续多久,汉南农场便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彻底地垮掉了。其垮掉的历史背景大致如是:九十年代初,我们开始鼓吹中国发展慢了,要向东南亚学习。在向东南亚学习的过程中却引进了泡沫经济,经济上表现为盲目投资,政治上则表现为一些大手大脚的干部登上历史舞台。从此,贪污腐化成风愈演愈烈简直不可收拾,经济上濒临陷入崩溃的边缘,老百姓的生活陷入空前的困境。如果不是中国沙皇断然采取一系列得力措施,中国经济早已崩溃。

  需要说明的是这并非我个人无知妄说,更不是汉南农场的特例。自从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差不多每隔十年都会来一次人为的巨大震荡。七十年代末的洋跃进,八十年代并不成功的价格体系改革,九十年代初的泡沫经济。甚至包括前几年的“四万亿”,可以说一再重复过去的故事,险象环生、触目惊心。我无法理解的是过去德国人李德曾在苏区推行极左路线,大抵只干了不到两年时间就被得到比较彻底的纠正。发生在当下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李德现象却居然前前后后维系了几十年。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其实积累着令人难以想象的惰性因素。现实虽然是沉重的,不过我们还是有解决办法的,解决途径之一就是坚决反对反思与批评,有意识地回避反思与批评。这样做的恶果便是除了政治上貌似更安全之外中国还将无休止地陷入这样或那样的困境。

  这种状况就如同中国沙皇在最后一次视察北京的一家工厂时曾经如是预言道:“我担心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过快。”虽然他有过这样的担心,但这一担心就是无法避免?为什么?就因为这样一点:囿于现行的体制,即使是以敢于讲真话著称的中国沙皇也会有许多说不出口的苦衷,在许多方面他也不可能进行大胆地反思,或者说即使有某种程度的反思却也只能闪烁其辞。因此,这种担忧至多表现为其个人智慧,而无法成为全民族的智慧。而中国沙皇就任经济决策最高位仅仅五年就卸任,事实上也意味着他的这一反思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终止了。我想这就是中国的悲哀之一,没有真正的反思,没有真正的批评,中国经济仍将避免不了各种动荡,中国的改革开放仍将只能在某种被动状态之下探索前行。大约这也可以表述为缺乏毛一代的一种悲哀。

  最近我完成了一部小说《我经历的一千零一夜》。我希望借助这部小说来表达对整个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深刻反思,以及对未来中国的展望。因此,虽然我的小说只是以汉南这么块小地方为背景,甚至小说中的许多情节包括主人公几乎都能在汉南的现实生活中寻找到他们的足迹。但小说的视野却显然是触及到整个中国的。这部小说的反思力度也许是空前的,但这种反思完全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上,那就是一种具有中国传统意味的反思。所谓传统意味绝非是为了批评而批评,而在于强调知行合一,或者说批评之后是建设。

  三

  在我试图发表这篇文的时候,经常会被论坛的自动系统给枪毙掉,我不得不一再修改我的行文以达到能够被其接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深为当代中国人的一种悲哀。我希望这部小说能够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因为它是一部史诗性质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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