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关东大地上，最受老百姓喜爱的民间歌舞就是东北大秧歌。每年正朋，无论城镇还是村屯，都有秧歌队欢快活泼的唢呐声、锣鼓声在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中回荡。 史书记载，早在康熙年间，东北就已经有了“上元日”（正月十五）办秧歌的习俗。表演的男子扮成参军、妇女等角色，边舞边歌、通宵达旦。到了清末民国年间，扭大秧歌已经是遍布东北各地的春节娱乐活动。“办秧歌”的发起组织者，或是商家富户，或是行政机构，或是民间组织，负责如集本地擅长于此道者，并置办服装道具、聘请鼓乐班子、组织排练、筹划演出安排等，具体事项通常是由一位演技好、威望高、办事能力强的“秧歌头”负责张罗。 正月初一家家户户都忙着拜年，一般从初二开始“跑秧歌”。演出形式以拜年贺喜为主。在城镇，秧歌队要到当地官署和商家铺户以拜年名义演出，在农村则是坐着大车到附近的村屯，在村公所或富家大户宅院中演出，也有登门拜年之意。这种演出，受拜者要预备烟茶款待，并在秧歌队临走时给“秧歌头”赏钱，有的还要管饭。所以秧歌队拜年事先已选好对象，起码是要给得起赏钱的才能去，否则人吃马喂各种费用就难以开销了。当然，演出时当地男女老少都可以白看热闹。过去农村过年，一是图“喜兴”，二是讲面子。假如哪个村没来秧歌队拜年，村里的人都会觉得不开心。因此，如果本村不办秧歌，各家按贫富摊钱，派人去外村“接秧歌”，以为村里增添过年的喜庆气氛。 东北大秧歌的风格，以火爆热、欢快奔放著称。民间称秧歌据得好叫“扭得浪”，即不但舞姿要优美，而且腰胯摆得幅度要大，节奏感要强，表情要有感染力，总之是不能平淡而要夸张，才符合关东豪爽热情的民风。此外，秧歌的“走阵”（行进表演队形）也要活泼新鲜。除通常的圆场外，还可以走出“二龙吐须”、“太极八卦”等许多花样，时快时慢，边走边变，加上演员服装的鲜艳色彩，看得人眼花缭乱。 秧歌里的精彩部分是高跷，俗称“踩高脚子”。跷棍长二至三尺，表演中也是走秧歌步和阵形，以扭得快、扭得欢为好。秧歌中所扮的人物，既有披红挂绿的大姑娘、小媳妇儿、也有抽长烟袋的丑婆子、戴纱帽翅的县官、呆头呆脑的“傻柱子”，以及“跄驴”、“旱船”等加带其他道具的表演，个个朴实憨厚、滑稽可爱。另一类角色则是民间熟知的小说戏曲人物，如《西游记》中的四师徒、过海的八佩以及年画上常见的公子丫环、渔樵耕读等等。如秧歌队是带“高脚子”的，后一类人物多由踩跷的扮演。旧时扭秧歌都是男性，所以女性角色多是男扮女装，演起来更加大胆泼辣、逗趣可笑。 看秧歌最过瘾的是遇上“打对台”，即一个场子来了两支秧歌队。因为过年时的秧歌大都给赏钱，所以按照不成文的规矩，一个演出场地只能留一支秧歌队。如果两伙秧歌队同时到，或是后到的秧歌队不愿退让，那就只能以演技分高低。扭得好，能吸引观从的留下，技不如人的自动退出。每逢这时，两支秧歌队都得拿出看家的本事，格外卖力，叫着劲儿地扭，观众们则渔翁得利，大饱眼福。在这种比赛中，吹唢呐的乐手（俗称喇叭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秧歌是随着唢呐声和锣鼓点儿走，从一定意义上说，只有吹不出来的，没有扭不出来的，因此唢呐相当于秧歌队的灵魂。优秀的喇叭匠，不仅会的曲调多，演奏技巧高，而且还练就许多绝活，技艺高超者能在吹奏的同时，两个鼻孔里各插一只燃着的香烟，头顶和两臂各放一只盛水的碗，走着吹、转着吹、登上桌子吹，、喇叭不断、香烟不灭、水碗不洒。这类绝活平时用不着，遇到想多讨赏钱或打对台的时候才亮出来，出奇制胜。所以，办秧歌的都尽量请当地名气大的喇叭匠。有的时候正在演出，来了另一秋秧歌，离老远一听喇叭吹得好，或者打听到喇叭匠是闻名的高手，便会甘拜下风自动“蔫退”。 过年开扭的秧歌到正朋十五至十六两天达到高潮。这时走村串屯的拜年已经结束，街上的商家店铺也开始了新一年的营业。元宵佳节之日，秧歌队纷纷集中到当地最繁华热闹的市镇街道，进行游行式的演出。有的还特意办出与赏花灯气氛融为一体的“灯官秧歌”。街市上精彩表演此伏彼起，热闹非凡。酷爱秧歌的演员们也都在满街观众的喝彩声中尽展才华，过足了秧歌瘾。因为闹过这两天之后，他们就要卸去彩装，回到田地和作坊里，成为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了。
2. 闹秧歌 陕北地区把灯节活动称作"闹秧歌"，各村的秧歌队在一名持伞的"伞头"带领下，和着锣鼓声的节拍起舞，跑"大场"（群舞）、演"小场"（双人、三人舞），并且到各家表演，以此贺新春，祈丰年。领舞的伞头要善于领唱传统的歌词以及因地制宜即兴编唱新词，以适应不同场合的需要。一般是先唱后舞，演唱时，众队员重复他所唱的最后一句，形式简便，生动热闹。灯节期间，当地还要设置名为"九曲黄河灯"（俗称"转九曲"）的灯阵，群众随着秧歌队进入其内，观赏各种秧歌表演，此活动具有消灾驱邪的含义。 东北秧歌 辽宁地区的民间舞蹈有秧歌、龙灯、旱船、扑蝴蝶、二人摔跤、打花棍、高跷等形式，多在一起配合演出，统称为“秧歌”。 解放前的秧歌 解放前农村秧歌又扭又唱，又叫唱秧歌；农村秧歌游屯串村，又叫“跑秧歌”；城镇秧歌光扭不唱，又叫“扭秧歌”。 芫莛里的秧歌 芫莛补注：秧歌，是从乡人傩到地方戏的中间形态，它一头连接着驱傩者（傩神，其实就是巫），另一头连接着戏曲演员。本章拟具体介绍秧歌的名称来源、形式特征，秧歌与乡人傩、戏曲、傀儡戏的关系等问题。流行于各地的秧歌，均与上古乡人傩——沿门逐疫活动有血缘关系。这种轨迹，至今仍在流行的北方秧歌中仍不难找到。 陕西的“神会秧歌” 陕西榆林保宁堡乡和米脂县郭辛庄的老秧歌，称“神会秧歌”，“每年春节活动前，秧歌队在神会会长率领下进行敬神谒庙，第二天才开始挨户依门的进院入户拜年，群众称为‘沿门子’，以求消灾免难、吉祥平安。”显然，“沿门子”就是沿门逐疫活动， 只不过傩人摘下了鬼脸壳。 伞头秧歌 在晋西和陕北，流行着一种“伞头秧歌”，秧歌队中有一举足轻重的歌手，左手摇响环，右手执花伞，俗称伞头。是一支秧歌队的统领，其主要职责是指挥全局、编派节目，带领秧歌队排街、走院、掏场子，并代表秧歌队即兴编唱秧歌答谢致意。民间传说，伞和响环都是降妖捉怪的法器，可见秧歌与古代傩仪的联系。 秧歌的仪式 一些偏远山区凡闹秧歌必先祭瘟，然后是跑院禳瘟。秧歌结束时（一般都在日落之后），要举行送瘟仪式，由社家事先制作一只小船，多为高粱秆扎成，并糊上白纸。讲究的地方则用木头做成。船上置灯和一纸人，象征瘟神。或只写个牌位“瘟神老爷之灵位”。由秧歌队护送至河边，人们梵香叩拜之后。伞头唱一首送别秧歌，当即将纸船放入水中漂走。这和古代的驱傩仪式非常相似。 秧歌与插秧与插秧的关系 “秧歌”其名，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它与稻田插秧的关系。但是，在没有水田、不种稻、不插秧的三北（东北、西北、华北）地区，秧歌的流行程度更甚于南方。这说明，北方的秧歌与插秧无关。 南、北方“秧歌”名同实异。南方“秧歌”乃插秧时演出，以“歌”为主，而北方则为农闲时或新年时的一种游艺性化装表演。 流行于三北地区的、在元宵节时化妆表演的秧歌，与种稻插秧时所唱的南方秧歌不是一个艺术品种。它们使用同一名称，只不过是由于语音相近而比附的结果罢了。后文讨论的秧歌，除特别注明者外，一般指的是北方秧歌。
3. 湖北房县元宵上演的秧歌灯，云南姚安花灯戏十百为群，民国湖南《嘉禾县图志》：“秧歌，一谓之‘花灯’，饰童男女相对唱跳，金鼓喇叭与身手相凑，类于衡州马灯矣。其风至十五日止，谓之‘耍元宵’。”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所记江苏仪征的“花鼓灯”，是典型的秧歌。广东普宁、潮安流行的英歌，也写作莺歌、秧歌、因歌，不仅保留了北方秧歌的某些表演特征，也保留了秧歌的名称。 因此，我们不仅有理由否定北方秧歌“南来”说，甚至可以说：南方的英歌、花灯、采茶、花鼓等，是从北方传入的，起码是受了北方秧歌的影响而形成的。 秧歌又名阳歌 在陕西河北等地，秧歌又叫“阳歌”。有人认为，因秧歌起于凤阳，故又名“阳歌”。又有人认为“阳歌”起源于上古人类的太阳崇拜，是秧歌的本名。都不符合实际。 当我们把目光移到塞外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就知道秧歌又有到姎哥、央哥、扬高、羊高这些名称，再向南看到英歌、莺歌、因歌等诸多同音名称。 “女子之歌” 清黄浚《红山碎叶》称：“红山灯市有秧歌，秧歌之‘秧’或作‘姎’，谓女子之歌。按古书姎字乃渠帅之称，似有未协。” 说秧歌是“女子之歌”的说法，非常值得注意。 民国刘文海《西行见闻记》：“新疆缠民妇女，确实娇艳妩媚，遇者魂销。……有某好事者，曾作央哥词。央哥，即缠民妇女之谓。”又记新疆民谣：“吐鲁番葡萄哈密瓜，库车央哥子（缠回称妇女之谓）一枝花。” 清祁韵士辑《西陲要略》卷四记新疆方言：“呼妇人为鸯哥。” 据此，可以肯定地说：姎哥、央哥、羊高、鸯哥均为一声之转，系维语对女性的称谓。而且，这女性，主要当指少女，至少是少妇。难以想象，中年以上还会被称为“一枝花”。 所以，秧歌的本义是“少女之歌”。各地的秧歌都有青年男女相互调笑的内容，便是最有力的证据，“饰童男女相对唱跳”是秧歌的本质特征之一。 无论秧歌，还是花灯、采茶，都把少女作为主要角色；这少女，多是男童装扮的。 我们曾强调秧歌中具有北方少数民族的成分，现在可以进一步说：秧歌乃上古乡人傩即沿门逐疫与西域娱乐形式相结合的产物。 《新疆游记》的记载 谢晓钟《新疆游记》记“群召姎哥偎郎”，既有少男少女以歌舞调情，又有简单情节的戏剧表演，与汉族的秧歌极相似。其主要“角色”，均由姎哥（少女）扮演。汉族的“秧歌”之名，或即由此而起。 “姎哥”曾是角色名，东北有“秧歌角色”的说法。此外清雍正、乾隆间有严禁“秧歌脚、堕民婆”游唱的法令，今冀东秧歌在集体舞蹈之后，“由一民歌艺人出场（或秧歌角兼任）演唱秧歌调”。 又，民国李骏亚《湟中元宵社火》，记录了青海东南部一带元宵社火的演出情况。庞大的化装舞队中，有高跷姐、拉花姐儿、花梆子、老扬高（又写作“老羊哥”）、伪火神、报子、花鼓子、拉药姐儿、花和尚、哑巴、膀姑等角色。这与一般的秧歌表演基本相同，而领队的“扬高”（羊哥），当即库车的“羊高”、“姎哥”，亦即汉族的“秧歌脚”或“秧歌角”。后来便以领队之名称呼整个舞队。 山东鼓子秧歌的五种角色 山东秧歌中的鼓子秧歌有“伞、鼓、棒、花、丑”五种角色。其中“伞”分“丑伞”与“花伞”，“丑伞”又称“头伞”，为男性老人打扮，是整个秧歌队的指挥者。“鼓”为武生打扮，是秧歌队的主要演员，人数多，动作复杂，边舞边击鼓，舞起来气势非凡。“鼓子秧歌”即由此得名。“棒”为男性青年，双手执两头有五彩条的木棒而舞。“花”为女性青年，服装仿戏曲中的花旦。“丑”人数可多可少，装扮成“傻小子”、“丑婆”、“县官”、“花花公子”等，即兴表演逗趣。 胶州秧歌的角色 胶州秧歌的角色是“鼓、翠花、棒、扇花、小嫚”，每种角色均为一对，共五对十个。所有的角色名，都是就他们所持道具和化妆、表演特色叫起来的。既然“鼓”、“棒”、“花”都是角色名，那么“姎哥”更可以是角色名。 “姎哥偎郎” 起于西域的“姎哥偎郎”，在向东部传播时遇上了带有驱傩因子的汉族的元宵社火，于是在东、西部结合处，具体说，是在青海、甘肃、宁夏、陕北及内蒙一带，产生了以“姎哥”为主要角色的化妆表演形式。当这种民间歌舞向东南传播时，由于姎哥、羊哥、扬高等不易理解，于是便借用了南方种稻插秧之歌——秧歌之名。 秧歌的产生 秧歌大概产生于宋代，最初可能叫“讶鼓”（迓鼓）。以“姎哥”为主要角色的西域歌舞，与汉族元宵社火结合而成为秧歌的时间是宋代，地点是中西部结合区域甘肃陕西一带。 秧歌与潮州英歌的区别 英歌也并非不说唱，只是将击鼓舞蹈（武迓鼓）与“戏装”表演（文迓鼓）分作两个部分而已。前一部分保留了讶鼓的名称 “莺歌”，而将戏剧性的表演称“后棚”。上文所说山东的“鼓子秧歌”，其实与潮州英歌没什么区别。还有山西汾孝地秧歌，也属于同类。 “宋江阵” 福建、台湾有一种名为“宋江阵”的娱乐形式，亦即英歌，却索性连“英歌”、“秧歌”之名统统舍弃，换上了在汉族人看来名实相符的新名称。然而，漳州、泉州却把饰童男女巡游称作“迎阁”，仍带有秧歌、讶鼓的印记。因为，秧歌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童子化妆、男扮女装。 《武林旧事》的记载 此处言以傀儡装扮妇人，令我们想起秧歌舞队中的童子化妆、男扮女装。秧歌的这种形式，当与傀儡戏有传承关系。《武林旧事》卷二在“元宵”条后载有“舞队、大小全棚傀儡”，其名目有：麤旦、细旦、夹棒、男女竹马、男女杵歌、河东子、瞎判官、旱划船、抱锣装鬼、村田乐、鼓板、耍和尚、货郎等。这与盛大的秧歌舞队，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来自秧歌的戏剧-----阳戏 湘西有一种地方小戏称阳戏来自秧歌，阳戏有南路、北路之分，北路阳戏又叫“柳子戏”。无论南、北路阳戏，都移植过木偶戏的剧目。 贵州天柱一带流行的“天柱阳戏”，演出往往以丑角为主，“起步时要抬脚”，“走边转弯转身抬脚，类似矮步和小碎步。旦角、丑角出场都要开四门，锣鼓伴奏。”在湖南，称人戏为“高台戏”，傀儡戏为“矮台戏”。丑角“起步时要抬脚”，正是福建小梨园戏中“傀儡脚”的动作，纯系模仿傀儡而来。 值得提出的是，贵州、四川等地的傩戏，也称为“阳戏”或“扬戏”。通常对“阳戏”名称的解释是：娱人的“阳戏”与娱神的“阴戏”相对而称，故名。其实，无论阳戏、阴戏，都是傩戏，在演出场所、时间、形式、目的诸方面，都没有什么区别。而且，“阳戏”又可以写作“扬戏”，用阴、阳相对而称是无法解释的。 傩戏称“阳戏”，与傀儡戏称“阳戏”原因相同。湖南傩戏《大盘洞》第四场，有“樱哥”教“桃花”唱莲花闹的场面。这“樱哥”相当于西域秧歌中的姎哥、羊高。 云南、四川都有梓潼戏，“一般由新婚、婚后不育、有女无子或童子久病的人家邀请去演出，意在求子还愿，祈神赐福。” 又名“子童戏”、“阳戏”，其实就是傩戏的一种。二者的关系很清楚，可见“阳戏”祈祷生殖的旨意。在元杂剧中，皇帝往往称其后妃为“子童”或“梓童”。《汉武故事》曾讲到卫子夫入宫，岁余不得见，涕泣请出。武帝则因夜梦“梓树”而幸卫子夫，从而得子，并立子夫为皇后。这或许就是帝称后为“梓童”的开始，也可能就是梓潼戏的来历。而又名“阳戏”者，则是从童子—姎哥—秧歌—阳歌而来。 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罗甸县羊肠乡，流行着阳戏。“阳戏班里汉族人多一些，但和该戏有关的习俗，却以布依族为主。在布依族村民的某些家庭里，供奉着‘送子娘娘’、‘童子’的小偶像（约二十多公分高），如果某家长期不生育小孩，就要由亲戚朋友帮助，到供有‘送子娘娘’的家里去‘偷’送子娘娘、童子的小偶像。被偷的主人明明知道这些人来‘偷’童子的，则任其偷走，不闻不问，内心里得到一种愉快的感觉。童子被盗走到无子的家后，主人家即用红绸包好，藏在不易丢失的地方，同时向神灵许了获子的愿望，而当怀孕生育小孩之后，就要请‘阳戏’班来唱戏庆贺”可见“阳戏”中求子内容所占份量及其与傀儡戏的关系。因为，“送子娘娘”与“童子”都是木偶雕像，又都是被当作神来祈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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